冒险——《不是忆苦》之三

我九岁那年，父亲突然“靠边站”了。那年搞“社教”运动，我的家乡是全国的试点县乡，由很大的一个官儿亲自坐阵指挥。一段时间，方圆一带不断传来有人挨整的消息。邻村姓杨的书记，也就是毛泽东一边讲叶公好龙的故事，一边夸赞不已的那位合作化的带头人，因不堪打骂和失去心理平衡，竟跳进深井自杀了。我的父亲因做贫协主席，又管过几年砖瓦场的营生，被工作组和运动积极分子目为“四不清”干部。其理由十分明确又十分简单：砖瓦场数十人数年里喝过的降温茶叶，因缺少签字画押，就自然而然由父亲一人来承担了。

父亲的睿智和眼光远非一般农夫能比。他除了义正词严地驳斥无端的诬陷，还假借我的大哥也在蓝田社教的由头，巧妙而又解恨地骂了工作组一通。接下来父亲采取的对策是：无论进屋灌粮还是上房溜瓦，他都不会拦挡，但就是不能让工作组随意定罪而影响儿子的前程。

工作组果然派人将我家的口粮全部灌走了。

不仅如此，就连从西安城里拉回的豆腐渣——那是一种人畜共食的东西，也不肯分给我家一桶。

一九六四年的春天依然是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那个早晨我离开村子出外觅食时，连我自己都感到我突然长大了。我漫无目的地在田野里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我在神禾原上游荡了整整一个早晨。后来我来到县城南边的公路跟前，一个人立在一棵德国槐下，就再也不愿走了。

那棵槐树粗茁而又高远。它的枝权尽管十分繁茂，可是上面的槐花已被饥饿的小孩或大人捋得精光。不过居中的一枝，也就是槐树的主枝，却蛲蛲在上，衬托蓝天白云，又擎出一层灿烂的花的伞盖。

我试着攀登这棵槐树。我的双臂太短，又是那种搂抱式攀爬，因此当我几经努力，好不容易立在最低一层树权上时，我的肚皮已蹭出一片鲜红的血点。可我不曾放弃自己的打算。我在连续踩过几枝偏权之后，又搂着那根逐渐变细的主枝向上攀去。

那个老妪就在这个时候叫喊起来。她也许去县城赶集刚刚路过这儿，她也许站在一旁观察许久了，总之，当她断定我要继续攀升、进而采折树顶的槐花时，她便一下子着急起来。

“娃娃，不敢爬，贵贱不敢！”她声音颤抖，近乎哀求一般喊着。

“娃娃，你下来！你给我下来！”她见我不听警告，隔会儿又厉声喊道。

她还奉劝我说：“娃娃，快下来！不的话，跌下来怕连鸟吃的一块肉都没了……”

我没理睬这个老妪的吆喝。有一霎，我甚至还有点儿讨厌她的惊诧和唠叨。她的叫喊显然干扰了我的心态和动作。

那个老妪呆在大树底下一直不肯离开。有一阵我停止了攀爬，开始打量上下四周的一切。我看见的世界与往日已大不相同，天变样了，地变样了，灰色的房舍低矮而又零乱。不仅如此，我还感到天和地似在转动；我能看见比平日更远更远的地方，却惟独看不到脚下的树干和坚实的地面。

这时候，我知道我有点胆怯和害怕了。但那些可以充饥、灿烂一片的槐花有着无穷的魅力。我还想到离开村子的时候，我发誓要为父母分忧的念头，这念头曾使我很觉神圣、很是昂奋了一阵。当然，促使我继续攀缘的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我感到继续上行反倒更安全一些。

我终于接近了那团花的锦簇，仰望时它是那样的高远，而此刻它就在我的眼前了。我伸出一只手臂，艰难地折断一枝、两枝……其时我已高高在上；在那位老妪和过往行人的眼里，一定融进了蓝天和白云之中。我同时还发现，槐树的枝杈很脆很容易折断，而我怀里的主枝，实在比分枝粗壮不了多少。

接下来的情景让我终生都难忘记。当我停止攀折、准备下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已不能动了。我的脚掌似在抽筋，手指热疼僵硬，两臂麻木且在抖动，如果轻率地往下溜滑，就只能松开双手垂落下去。于是我紧紧抱成一团，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那天我离开槐树和老妪复又走上田野的时候，虽说心有余悸手足无力，但始终没把冒险与死亡连在一起。作如此思考已是十年数十年之后的事情。我心里清楚，那时我是凭着牛犊一样的莽撞去冒险的，另外还有现实强加给一个孩子的不应有的早熟和压力。好在我终于没从高空跌落下来。我记得我一进家门就大声喊妈，心里只是想着：今日里我有一顿饱饭可以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