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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学校的“首长”

       

  前不久,《光明日报》的一条报道颇引人注目。东北师范大学在进行内部管理改革中,实行“重心下移”,决定在院(系)成立以学科带头人为主组成的教授委员会。该校规定,教授委员会是研究和决定院(系)改革、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可以预期:如果试点成功,则下一步将该体制提升至校一级,实行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应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势必要像企业党的组织一样,将其主要职能逐步转变为监督职能。而事业单位中数量最多的便是教育单位——各级各类的学校。在学校中改变党委直接领导的设想由来已久,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主席。
  根据一份“最可靠的原始记录”,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以毛的讲话为基础,民盟组织的“党委负责制”临时工作组经过研究讨论形成了一个《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其中指出:“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该工作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5月10日在校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赞成“民主办校”的发言,他主张将来有关教学和科研工作,教授有决定权。学校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后者不一定要按照党组织的意见执行。他说:我们考虑改变一下党委制,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方式加强党的领导。但可悲的是,陶大镛最终没能逃过“反右”运动的浩劫。
  新中国成立,在重建道统、政统、法统的同时,也开始重建学统。但正如英国学者汤因比所说:“革命者总是抱有这样一种幻想,即他们能够彻底地同过去一刀两断。他们差不多总是大失所望。事实上,革命所重新实现的一切正是那种旧制度。”1953年的院系调整,就是重新实现旧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去良从劣的一部分。
  中国教育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自由讲学,有教无类;一个是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前者是孔子开创的,后者是李斯坚持的。秦以后“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兴起,私学被禁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书被焚毁了,为的是防止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医药、卜筮、农作书不禁。聚谈《诗》《书》者斩首,藏私学书者罚筑长城。
  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各种弊端,最后可能都归结到“学在官府,以吏为师”这一点上,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教育是很难走出困境的。

  事实表明,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缩小这种不平等,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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