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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看教育不公

         
  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前往新、马、泰旅游的时候,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其实质内容是,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
  就城乡角度而言,强化这种制度的表现就是在农村推行分级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而城市的办学经费则由城市政府拨款。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
  由于初中和小学的管理责任主要在县以下,自省至县的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主要流向了各自管辖的大学、高中,而很少顾及农村义务教育。结果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变成了乡镇一级。乡镇财政由此成为“教育财政”。
  问题是,弱小的乡镇财政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刚性需求,这就造成乡镇政权必须对农民进行二次、三次乃至N次的教育费用征收。在1990年代的10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地估计也在1500亿元。
  乡村教师工资的拖欠始于80年代后期,也即“分级办学”制度出笼和《义务教育法》颁布不久,至今已延续近15年左右。1989年,冰心老人怒斥拖欠教师工资为“耻辱”,但是,到2000年4月,这种“耻辱”已上升到135.6亿元人民币,覆盖了北京、上海和浙江、西藏之外的17个省区。
  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前往新、马、泰旅游的时候,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农村教育绝对贫困: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

  在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对照——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
  而在农村义务教育列为教育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后的2004年,根据《中国教育报》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 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 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而缺少课桌凳的小学也接近40%。
  受教育者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表现在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升学率的差距。在城乡之间,这种差距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而扩大,呈现出倒金字塔状的格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早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而当年农村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 95%,农村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率只有65%,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不到50%。到1999年,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上升到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然有15个,全国有130万的少年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
  据笔者计算,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的15年间,中国大约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近3800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00多万人。
  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城乡教育机会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普通高中,不包括职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 55.4%。而同期农村则从12.3%下降到 18.6%,两者间的倍数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人口大省山东和河南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
  高中阶段机会的不平等,显然与学习费用的高涨、农村地区高中稀少造成的机会短缺,以及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质量的低劣有关。但是,招生过程中向城镇倾斜的惯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直至1990年代末,在湖北省嘉鱼县,该县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的招生录取中,教育部门设定的录取分数线仍然是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出50—80分。如此安排的结果是,该校生源大约有七成来自该县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该县总人口的两成。与此相仿,1998年山西省太原市的中专录取分数线也一直规定农村考生必须高于城镇考生,前者为532分,后者只有376分,二者相差 156分。其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全中国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

  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农村的少年儿童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进而,由教育部门掌控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初次分配的失衡,以及强势社会成员以“腐败”参与的再分配,都决定着或拉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在以地区为单位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一贯采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以清华为例,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它投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的总和,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 9%。
  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表明,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 9.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4∶ 31.7∶22.6∶17.4。
  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
  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 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1999年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 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个高出100人。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强势社会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热门专业中所占优势更加明显,而工农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多居于冷门专业。

  资料来源:根据谢维和、李雪莲《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调查与研究报告》(载曾满超主编《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提供的数据及《中国统计年鉴1996》的相关资料算出。以1995年为基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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