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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建规模,85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88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198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1988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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