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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解决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全民焦虑症”

如何看待解决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全民焦虑症”

近九成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几乎充斥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已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志。和个人焦虑不同的是,集体焦虑特属于某个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201338日至314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焦虑程度几何做问卷调查,得出以六项结论:一是认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二是当下中国人焦虑度比较高;三是中国人的集体焦虑问题多,且焦虑面广;四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五是焦虑情绪是会相互传染的;六是全民焦虑症的最终破解需全社会参与,但公众更多期待政府能够积极作为。

究其原因,中国人为何会如此焦虑?中国现阶段,既要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新型风险,如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震荡、文化冲突、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还要面对传统类型的风险,如各种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要面对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等社会风险。如今,中国正处于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各项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使人们对于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迭加,加剧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转型期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危机,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确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共生,使焦虑呈几何级数增加。

专家在分析种种社会现象后认为,社会焦虑可能引发不少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催生某些有害的、失控的群体行为,可能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加重或放大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显然,尽管社会焦虑本身并不是外在的社会问题,但它对社会问题的生成和加重无疑会起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治愈社会焦虑症是不现实的,但通过全民参与及政府积极作为,缓解全民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比如,打造公正合理的规则体系;加快构筑一个全民共享的发展型民生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心理救助体系等等。

调查时间:201338日至314日,共7

调查样本:6027(网友5548人;随机问卷479)

调查方式:在搜狐网、人民论坛网等多家网站推出调查问卷;联合人民论坛调研基地

随机发放书面问卷(发出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79)

数据处理:网友占权重70%;随机问卷调查占权重30%

 

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过八成公众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

个人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工作压力大

国家社会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是: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

公众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

一、沸腾心理生出泛化的社会焦虑,对症下药破解焦虑难题

香港颁布禁奶令,人们从而担心婴儿再难吃上安全的奶粉;李天一涉案被捕,人们则又一次担心司法公正受到权力的干扰……,在当下,沉心体察每一个公共事件背后的社会情绪,都会发现公众难言又难掩的焦虑。日前,全国两会北京代表团的讨论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出社会浮躁焦虑现象,一直以来,媒体亦极其关注当前的集体焦虑和公共焦虑。的确,在喧哗而骚动的互联网时代,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腐败高发等诸多问题,普通人的情绪往往被点点滴滴地激发出来并高度密集地膨胀在一个特定空间里,焦虑已不复是一种个人心理和情绪,沸腾心理产生出泛化的社会焦虑。有钱人焦虑,没钱人也焦虑三躁”(急躁、浮躁、暴躁)大行其道,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有学者将其诊断为全民焦虑症,视其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病

事实上,如同中等收入陷阱一样,每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似乎也都绕不开突然爆发的社会焦虑,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其存在,明晰其程度、症结和缓解之道。那么,当下中国患上全民焦虑症了吗?公众为何焦虑,焦虑程度几何?如何有效化解焦虑?对此,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338日至314日发起当前中国人焦虑程度调查,以访谈和网络调查的形式搜集民意,以便更确切地厘清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症下药,破解焦虑困境。

二、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调查结果显示,80.1%受访者常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表达心情,74.5%受访者认为身边70%以上的人会不定期出现焦虑状况;而88.9%的受访者同意全民焦虑症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就如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梳理受访者的意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目前的焦虑并非仅发生在特定人群,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蔓延于每一个群体,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焦虑对象,却有着共同的焦虑心理;二、焦虑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工作压力、婚姻家庭固然让人焦灼,但贫富差距、环境恶化、食品安全更令人忧虑;三、焦虑、浮躁的情绪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嘲为屌丝折射焦虑,对公共事件过激反应体现焦虑,对外妄自菲薄或过于强硬都是源于焦虑,老不信更是一种深沉的焦虑。

综合数据和材料,不难看出,财富在增加,快乐却在减少,伴随各种社会问题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累积,焦虑确实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心理状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全民焦虑是为时代的病症。

三、当前最让公众焦虑的问题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物价涨得比工资快

然而,身处一个患上全民焦虑症的时代,大面积的社会焦虑当中,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分层,有些来自于个人日常生活层面,比如工作压力大、通勤成本高、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等;也有些来自于更深刻的国家社会层面,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等。那么,分别就这两个层面而言,公众最焦虑的问题有哪些?

调查结果表明,个人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依次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工作压力大,得票率分别为61.2%50.5%47.9%。接下来依次买不起房入学难、升学难、教育问题多多失业容易就业难交通拥堵、通勤成本太高提拔、升职、绩效焦虑婚姻问题和家庭危机手机等电子产品让人沉溺

在国家社会层面,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则分别以77.8%74.9%74.0%的得票率位居公众最焦虑问题的前三位。接下来依次是环境恶化,空气、水、土壤污染严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贫富差距拉大养老是个难题房价可望不可及维权越来越难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改革推不动文化缺乏征服力国际形象不尽人意经济发展减速

具体到调查数据中,则有若干特别之处值得关注:其一、国家社会层面问题的得票数普遍高于个人层面的问题。尤其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环境恶化,空气、水、土壤污染严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贫富差距拉大养老是个难题房价可望不可及八项均有超过60%的得票率且互相之间得票差距甚小。从整体而言,它们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公众最焦虑的八大问题。其二,在国家层面的问题中,经济发展减速一项得票最低,与媒体营造的舆论氛围存在一定反差。原因可能有二,一者公众对未来经济增长有相当的信心,二者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而非经济增长的,再一次反证“GDP挂帅业已过时。其三,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超越买房及教育和就业问题成为受访者最感焦虑的第二大个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陌生人社会的隔膜和冷漠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无形压力,精神上的疏离和漂泊感让当代人无边地焦虑。此外,仅就焦虑情绪而言,公众对切身相关话题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宏大命题,此次调查中,改革推不动文化缺乏征服力国际形象不尽人意经济发展减速等问题关注度均相对较低。

四、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仅有1.7%的公众自认不焦虑;焦虑情绪会传染

精神上漂泊的一代焦虑程度几何?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给您的焦虑程度打分,焦虑程度越高分数越高(满分为5),您的分值是这一问题时,65.5%的受调查者选择“4-5,自认焦虑程度较深;25.6%的受访者选择“3,认为自己比较焦虑;7.2%的人认为自己不太焦虑;仅有1.7%的人认为自己不焦虑

数据表明,多数人处于深度焦虑之中。有受访者称:无从捉摸的焦虑感由内而外、纷繁交替,炙烤着内心、躁动着灵魂。而在调查过程中,形形色色、程度深浅各异的新焦虑症也被发掘出来,PM2.5焦虑、奶粉焦虑、过节焦虑、高薪贫困焦虑、儿童焦虑、考试焦虑、职场焦虑、恋爱焦虑、孕期焦虑,中年焦虑……显而易见,一方面,短短三十多年间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飞速发展、市场竞争、规范缺失、保障缺位等把人们置于深沉的、多种多样的焦虑之中,比学赶超,焦虑已经内化为当代人心理和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贴着不同标签的群体有着不同的众多焦虑,不管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蚁族,还是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抑或是从小、中、大学生到年轻白领,再到中年骨干,甚至是退休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焦虑,严重影响到各自的幸福感。

现今的焦虑症确已蔚成声势、病势深沉了么?或许也不尽如此,因为调查结果还显示,高达81.1%的受访者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专家也指出,焦虑情绪确实存在传染效应和放大效应。从公众的信息渠道来说,微博、微信及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公众随时随地发声成为可能。当下中国社会急速转型、变革,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冲突也随之而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信息容易发酵,公众的焦虑情绪往往因此而无谓加重。从传媒规律而言,媒体报道本身就具有对事件的放大效应,再加上新媒体不仅能够制造、发布和传播新闻,还促进了发布者、评论者、浏览者三方之间的交流,由此形成了一种更加多向的交流空间,导致公众的焦虑情绪传染速度更快。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容易受无意识支配,这种无意义的网上发声有时只是在试图缓解焦虑、无聊等情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会把郁闷”“压力山大等挂在嘴边,这是一种变相的宣泄方式,多由传染导致。事实上,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比如自杀行为的维特效应,就是说自杀行为也是会传染的。

综上,这是一个新焦虑时代,整个社会的焦虑形形色色、困扰人心,而这焦虑同时也是经过了反复宣泄、传染而放大了的焦虑,要破解全民焦虑症,亟需认清这一体两面。

五、公众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

在受访者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依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得票率分别为79.3%74.5%72.9%。相对于专家对焦虑成因的分析而言,转型期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以及发展速度过快的不适应感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注。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公众心目中的三大症结,直观地折射出公众对安全、公平和尊重的需要。正如有专家指出,当前民众中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是因温饱之后,他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在旧有的结构和规范下,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与之相应,如何缓解全民焦虑症?调查发现,在受访者的期待中,希望政府首先解决的三个问题是腐败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和食品、药品、产品安全问题,得票率依次为84.4%74.1%73.7%。与此同时,其余的五个选项,诸如高房价问题、物价飞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空气、水、土壤治理问题也都有不少于50%的得票率。

说到底,公众热切期待政府积极作为,如消除腐败,致力于建立安全和诚信的工作生活环境,在收入分配、司法、身份(户籍制度)、教育和医疗方面实现公正和公平,还有缓解就业、住房压力等。因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所谓焦虑,正是在求与得之间的熬煎,确定求得或确定求不得,均不会焦虑,有企盼才会有焦虑

此外,告别全民焦虑症,不仅是政府加强作为,媒体、专家积极介入的过程,更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过程,个人也当作出努力。在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赞同,每个个体最应努力做到的四点是:一,行动改变中国,点滴从我做起,占比49.2%;二,更理性客观地看待各类社会问题,占比47.5%;三,学点心理学,学会调试心情,占比42.4%;四,不抱怨、不盲从,培育积极心态,占比34.1%

习近平同志曾谈到,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同时存在。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面对新的问题,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有专家也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似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流动的机会,但通过流动而真正实现最初希望的人并不会太多,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先前的目标没有实现,因而焦虑。其实,惠特曼在19世纪末的《大路之歌》中就唱道,你刚到达你要去的那座城市,还没有满足地安顿下来,你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呼唤叫了出去,或许,一定程度的变动和焦虑,正是现代社会的生命力所在。

                   当前社会焦虑N种表现

社会焦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破解社会焦虑的方法论:抓住主要矛盾,从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是破解社会焦虑的方法。

焦虑分为焦虑症和社会焦虑,前者属于医学范畴的个体焦虑,后者属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群体焦虑。焦虑症往往伴随着个人身体上、心理上、甚至神经上的种种反应,需要就医治疗。社会焦虑则是一种因社会不公、正义不张、沟通不畅等因素而导致的社会心理疾病,表现为群体的紧张不安、心神不定、骚动不安,需要社会共同破解。

社会焦虑的表现

社会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病,又称群体性焦虑,主要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社会焦虑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过度表演。当前社会的过度表演表现在很多领域和方面,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是其中的突出表现。凡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亚里士多德说:过度和不及是恶行的特征,唯有中道才是美德。

廉价笑声。廉价笑声是那种干笑、没有思想感情的笑。由于没有笑的源泉,不知当笑不当笑,紧张所至、迫不得已发出笑声。这种勉强的笑、尴尬的笑、皮笑肉不笑的笑是社会焦虑的最好指标。

S-R反应。S-R反应是刺激-反应模式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没有经过大脑认知过程的机械反应,其心理根源即是社会焦虑。社会焦虑让人不辨是非,完全随着接受的刺激本能反应。

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是自己和别人相比,在收入增长和福利改善等方面,感到永远不如人的心理状态,虽然自己的收入也增长了,但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增长得更多、增长得更快,感到别人的多增部分就好像是从自己身上剥夺去的一样。

绝对剥夺。绝对剥夺就是指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失去生存手段的人,比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等。绝对剥夺产生绝对焦虑,而绝对焦虑是长期的,除非有奇迹发生,不然焦虑会伴随他们一生。

社会焦虑的焦点

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既非生理的,也非神经的,而是社会的。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这是令许多人纠结的问题:人人都会吃饭,作为生物体的吃饭是个人的,而在国宴上的吃饭则是社会的;人人都会走路,作为平常反应的走路是个人的,而在公共场合模特的走路则是社会的;人人都会发声,小孩的哭叫是个人的,而歌唱家的演唱则是社会的。社会的安排、结构、制度、分层、机会、流动等因素都可能引起社会焦虑,成为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并有可能成为社会焦虑的焦点。

住房。住房是与户口相联系的一项优先权利,没有住房,在城市里生活、工作、上学都很困难。住房是许多单位与企业招工或农民工找工作的基本条件,有住房和无住房大不一样。而房价的高不可攀使许多农民工只能望兴叹。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就是这些蚁族的归宿;大多数白领也因住房沦落为房奴。住房问题成为许多人焦虑的根源之一。

教育。教育关乎着社会公平与正义,它受到诟病的地方,正是它的公平性贯彻得不够彻底,各地高考录取考生的名额不够平等。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教育发展的差异性,要在全国各地做到绝对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社保。社会保障是最主要的民生工程,但是当前的社保并不是普惠型的,而是选择型的,社会救助是其主要形式,紧急事件-应急保障是其基本功能。在这种保障水平下,着急、上火,甚至郁闷、焦虑是经常的。将我国社会保障提升到普惠型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这与50年前美国人提出的实现美国梦,有相同之处。尽管我国的养老保险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着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很难实现均等化。

医保。前几年,由于医疗服务的市场化,破坏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质,造成医患矛盾尖锐化,成为许多人的社会焦虑之源。

财富。财富是社会分层三个分层指标(财富、权力和声望)之一,是社会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从谁穷谁光荣,到谁富谁光荣,这些口号显然打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有些一夜暴富的暴发户,把金钱当作富有,精神却贫穷得一无所有;还有些人不懂得尊重财富,甚至烧钱、毁钱,所体现的也是某种程度的社会焦虑。

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仕、农、工、商各安其职,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从19982000年,国有企业共有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个家庭。1994年起,中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毕业分配制度,由国家统一分配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所谓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后,各地大学竞相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50人群向“80“90人群迅速扩散。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社会焦虑。

消费。当前的消费焦虑不是因为生产短缺,没有东西可买,而是由于产能过剩,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所引起的。此外,物价上涨过快也是制约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在物质充裕时代,人们消费的重要考虑是物有所值,不是物质短缺时代仅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当前,食品安全也是重要的抑制因素,所以,消费焦虑实质上是物价焦虑和消费安全焦虑。

社会焦虑的破解

社会焦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破解社会焦虑的方法论:抓住主要矛盾,从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是破解这种社会焦虑的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善产生社会焦虑的社会存在,是破解这种社会焦虑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破解各种社会焦虑的通用方法。

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焦虑破解。因社会两极分化、就业难、物价高和食品安全这类社会问题所引起的社会焦虑,破解方法就是用政策和制度这些硬货切实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或认真改善这类社会问题的存在状况,这些社会存在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客观现实,是很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都是涉及到民生大计、社会福利的问题,必须是铁匠打铁——硬碰硬,来不得半点疏忽和马虎。

心态不正所引起的社会焦虑破解。由相对剥夺感所引起的社会焦虑即是因心态不正所引起的社会焦虑。破解这种社会焦虑的方法就是以软治软——用调整心态的方法来治理。

特定问题所引起的社会焦虑破解。特定问题产生特定的社会焦虑,特定的社会焦虑需要特定的方法来破解。特殊性的矛盾只能用特殊性的方法解决,分析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社会焦虑的破解方法,也必须从产生社会焦虑的社会环境中去找。

综合问题所引起的社会焦虑破解。有些社会焦虑说不清是哪个特定问题引起的,可能是综合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这种由无名火所导致的社会焦虑,一般叫作无名焦虑。这种无名焦虑危害最大,许多暴力杀人案件都是由这种综合的无名焦虑所引发的。破解无名焦虑必须对当事人全面关怀:从制度上提供福利照顾;从家庭上提供人文关怀;从个体上提供人格引导。微观方法、中观方法、宏观方法三种方法并用,这样才能破解无名焦虑。

              全民焦虑内在肌理解剖

社会焦虑在中国已然普遍泛滥成为社会的通病。社会焦虑造成一部分人心情抑郁,也造成一部分人的暴力倾向。更麻烦的是:这种社会情绪会互相传染。如果不及时诊治,有可能积重难返,对社会危莫大矣。

焦虑是一种痛苦的情绪经验,人的情绪因为受到内在或外在的刺激而产生应激反应,就有可能会造成焦虑。焦虑也是一种意识状态,弗洛伊德将焦虑分成对象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对象焦虑是人感知到外在世界的危机所导致的应激反应;神经焦虑是来自人的本能的危机感觉所导致的应激反应;道德焦虑则是来自人的良心的危机感觉所导致的应激反应。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的生活情形中感受到焦虑。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焦虑成了一个问题,干扰了他们有效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或使他们失去了享受生活的乐趣,因此而造成了焦虑障碍。

社会焦虑,不仅涉及焦虑情绪的心理性因素,更涉及到焦虑情绪的社会性因素。同时,焦虑情绪还会通过群体互动而相互传染,通过社会助长作用而发展成一种影响广泛、消极、负面的社会情绪。因此,我们也许更应关注与社会焦虑直接关联的社会心理问题。

民众较高层次的需要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关于社会焦虑,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指出: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他提到两点,其一是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另一则是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

某种程度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产生社会焦虑的社会背景。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需要层次论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成了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被社会认可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马斯洛还提出人的需要会呈现一种依次递进的发展规律:当一个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们在心理上就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于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成为刺激、鼓励乃至直接驱使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地满足了人们生理的需要。笔者去山东调研,在路上与司机聊天,他对当今社会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现在的生活是吃得饱,穿得暖,但安居乐业还是大问题。从需要层次论的角度看,他的这个价值判断表明,当下人们吃饱穿暖之后,就开始向往更稳定、更体面的工作,更宽敞、更舒适的住房,显而易见,需要的层次提升了,提升到了第二个层次——安全的需要和第三个层次——被社会认可的需要。

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的今天,人民提出这样的要求,无疑是正当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最为关键的是,较高的安全层次的需要、被社会认可层次的需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了,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也回答了前述两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穷人、富人都焦虑?为什么焦虑的严重程度与物质匮乏并不能简单地对应和匹配?那是因为民众较高层次的需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满足了。

全民焦虑因何而生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共享,还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还未能使大多数普通公民及其家庭都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近年来,社会流动的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使普通公民本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可遗憾的是,现实使他们失望了。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这恐怕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象焦虑。

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关注——另一种形态的安全的需要——也日益增加。但是,因为对医疗服务看病贵、看病难的诟病,对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实际上的关注过度,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经焦虑。

与此同时,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起来,于是就导致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道德焦虑。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在普遍低收入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平等。但是,这样的平等也消蚀了人们的上进心。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强调以机会公平来取代以往的结果平等,强调以竞争来取代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但是,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于是,在大多数人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不仅如此,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通过挥霍公帑而腐败。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

当上述的对象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纠结在一起,又通过民众之间的互动以及从众的群体效应等社会助长机制得以蔓延泛滥。中国社会普遍的焦虑障碍就形成了并发展起来。而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作出以下三点判断:

第一,社会焦虑是因为人们的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当安全的需要和被社会认可的需要已成为当前公众心态的主流之时,中国政府和社会未能及时响应,这就是中国社会焦虑障碍的心理基础。

第二,社会焦虑因为社会规范的缺失而加深、加重。目前,旧的社会规范已经被破坏,新的社会规范又未能适时建立完善,这就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但是,有一部分人却趁虚而入,用金钱和权力牟取私利,造成了伦理道德方面的混乱。

第三,社会焦虑在中国已然普遍泛滥成为社会的通病。社会焦虑造成一部分人心情抑郁,也造成一部分人的暴力倾向。更麻烦的是:这种社会情绪会互相传染。如果不及时诊治,有可能积重难返,对社会产生莫大危害。

使民众放心而不再焦虑

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障碍进行诊断和治疗,一方面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光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也不公道的,我们可能要从以下三个途径着手:

首先,要承认民众合理的诉求和正当的权利。民众的需要和权利,就是如今常说的民生,包括了他们的生存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居住权和资产的拥有权。满足这些需要,实现这些民生权利,实际上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当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而且能够看到前景光明,不用担心今后会发生不兑现承诺的危机,他们才能摆脱焦虑。

其次,要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规范。在实践的基础上,将满足民生需求的制度安排法制化,并且确保不至于因为人事变动而导致承诺不兑现。同时,要用法治的武器对付那些不守法、违法甚至犯罪的硕鼠,使民众放心而不再焦虑。

最后,要广泛开展普遍有效的公民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来自前景的模糊和不确定。所以,要把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民众,使他们主动投身到发展过程中来,在参与和共享中看清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在理论上、从对社会发展知识的把握上,了解社会焦虑的病因,最终将其除去。

                   幸福中国的经济学方程

焦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心里不踏实。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自然就会形成全民焦虑现象。

以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纾缓、抚慰公众积压已久的焦虑情感,让每个人都拥有希望,全民焦虑症就会消于无形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结果显示,80.1%的人经常使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来表达心情;74.5%的受访者认为身边70%以上的人会不定期出现焦虑状况;88.9%的人赞同全民焦虑症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这个调查清晰地呈现了当下社会公众的焦虑困境。

全民在焦虑什么

从经济学视角看,焦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结果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或者虽然知道可能发生的多种事件和结果,但是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其发生的时间和概率。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对人生、前景的不确定感,心里不踏实。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自然就会形成全民焦虑现象。

简单来看,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分为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打破大锅饭,释放劳动者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下,国民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但同时也让劳动者失去了原有体制下的安全感,进而对未来充满迷茫。宏观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周期的起伏,微观企业的经营好坏、甚至老板个人的偏好,都对个体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毕业即失业,是很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对未来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大学生个人的焦虑,也增加了其背后整个家庭的焦虑。

此外,收入的不确定性还来源于工资的增长与CPI上涨的关系。当CPI高于工资上涨幅度时,我们的实际购买能力是下降的,因此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我们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感受,进而预防性动机增强,才会有钱不敢花。可当利率水平又跑不过CPI的时候,钱放在银行也是越来越贬值。手中的钱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民众进退两难,焦虑不已。

而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多。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成为了国人的梦魇。房价在国家的调控中如桀骜的野马,越调越高。未买房的盼降价,买了房的盼升值,每一次政策的波动,都牵扯动国人敏感的神经。在喧嚣声中,无奈的是普通的基层劳动者,现在买不起、以后更买不起的预期,使得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现状,居无定所,怎能不焦虑?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教育也是如此。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语成名之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成了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垄断性让人们对重点学校趋之若鹜。学区内住房价格的暴涨、从孩子出生就要到幼儿园排队报名以及跨区域就读的借读费、赞助费等等,家长无所适从。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也日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已极大地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范围,但仍游离在社保系统之外的老人大有人在,且社保退休工资大部分仅为员工在职时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保基金黑洞不仅未缩小,而且还在慢慢变大。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何安度晚年,就成了每一个老百姓的担忧。

如果说以上问题仍然是大范围可预期,或者说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规避,而生老病死则是不能被回避的风险。人民论坛焦虑度调查中,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位居公众最焦虑的个人问题之首,现实中多少人因病返贫,因病破家,的确让民众对未来的生活看不清、摸不透。

加上完全不能被个人所掌控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财产安全问题,全民焦虑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结果。这些问题直接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缺少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迷茫、心情焦虑,并最终导致不幸福。

如何提升全民幸福感

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焦灼不安,对未来缺乏乐观预期,公众缺少安全感、幸福感;阶层分化、固化、对立、仇视,人人自危,直接动摇社会和谐乃至稳定的根基。因此削平不确定性,提高全民的幸福感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总体来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第一,放慢步伐,从追求经济的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的提高上来。

民众的幸福就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可用“GDP”(国内生产总值)反映,而可以用“GNH”(国民幸福指数)反映。幸福经济学奠基人伊斯特林的话一语中的: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幸福,但有了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有幸福。这句话指出了经济手段对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阶段性约束特点。经济短缺时,经济的增很重要,而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的提可能就更重要了。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大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项目有可能对当地环境和群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这些显然都会给民众幸福提升带来明显负效应。

在未来的质量经济发展中,新思维的建立很重要。GDP代表的是新创造的全部财富,而不是国民所拥有的财富,更不管财富的质量。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需及时转向全民参与型经济增长,只有民众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此外,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更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在努力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成果的分享。

第二,政府要主动从与民争利的经济建设中退出来,改变目前的地方政府公司型治理结构,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干自己该干的,并干好自己该干的。

小政府才会导致大市场,而大政府必然导致小市场。政府管得越少,经济发展反而可能越好,税费水平越低,税基发展越快。这不是一种理论阐发,而是一种实践的总结。信任市场,信任市场参与者,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的首创精神,对市场保持一份敬畏,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往往可能有好心,却办坏事

第三,努力做好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全覆盖,着力平滑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欧美国家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等老百姓福利性支出的比例一般占到60%-70%,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足30%。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的投入,相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将能有效降低民众对未来就业、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预期。只要我们正视全民焦虑,以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纾缓、抚慰公众积压已久的焦虑情感,每个人都拥有希望,全民焦虑症就会消于无形,我们才能拥有真正中国梦。

                中国人的精神漂泊何时终结

有人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焦虑已经超越了个人情绪和心理,成为一种社会病,而我们,则是身处在一个患上了全民焦虑症的时代,这会给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带来哪些显著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焦虑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人们觉得社会转型和变迁很慢,恨不能一步走到头;认为个人生活的变化也很慢,希望能有迅速的改变,往往生出一种深切的期待,期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自己的行动发生快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产生较深的焦虑感。而社会上上下下,无论是发展得快还是慢的群体,无论是发展得快还是慢的个人,都有一种巨大的超越别人或是怕被别人超越的精神压力,就演变成为全民焦虑

焦虑使全部的行为方式都有一种当下的特点。因为非常焦虑,怕被别人赶上,于是一切行为的逻辑,都是以赶上别人或者不被别人赶上为前提的,而对其行为的未来、长远的后果不会去考虑。身后被人追赶着,以致于无法停下脚步来思考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这必然使得行为有一种目光短浅的特征。

社会从宏观层面上发生了变迁,变迁带来了焦虑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下解读全民焦虑,但很多时候,直观地感受到是因缺乏社会规范、社会保障而焦虑,如何解释这样的焦虑感?

还是要摆在变迁的背景下来看。三十年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不完善,但为何三十年前我们没有那么深的焦虑?因为没有变迁,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但是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如果你努力一点,似乎上升能力就会强一点,由此产生出一种斗志,这种斗志就使你觉得要好好去发展,要好好地找出机会,要好好地攀登上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换言之,当我们一方面感觉到人生有危机,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有能力、有把握来克服这种危机的时候,焦虑感便油然而生了。这两个方面,缺了任何一个,都不会产生焦虑。所以焦虑一定发生在既有危机、也有机会,个人觉得抓住机会就能改变的情形之下。

不仅如此,社会缺乏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变迁的产物,并不是社会缺乏规范,而是说社会发生巨大的变迁,原有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我们若继续遵从原有的规范,又不足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我们感觉到社会缺乏规范。的确,人们的行为似乎不再有成法可遵从,比如说在过去的社会中,我知道如何举手,你知道还以投足,我们对这个规则非常了解。现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我举手,你不知道我下面是什么动作,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于是产生一种焦虑。总体上讲,我觉得就是一点,社会从宏观层面上发生了变迁,变迁本身带来了焦虑,带来了原有社会秩序的崩溃,支撑这种社会秩序的原有的制度,也受到了挑战,这样的情况下,又生出越来越多的焦虑。

焦虑感的中国烙印

是否每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都会遭遇突然爆发的焦虑,中国当前的这种焦虑心理是否也有着深深的中国烙印?

这个问题实际一面是说其是否有普适性,一面是说其是否有特殊性。对于别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是否也会遇到同等的焦虑,我认为这个是肯定的。司汤达在1830年就曾讲过,在法国,因为一个上尉忽然变成了皇帝,就使得很多人生长出了对无限上升的期望。这时候,所有的人包括少年都已经丧失了平常所具有的安乐的本性,一步步生出很强的功利心理,走一步,看三步。

个别人的人生经历使得全民都产生腾飞的感觉,这个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在这三十多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样的变化甚至让所有的人以为变得还不够,应该变得更多、更快。反过来想,如果有这样一个社会,一切都是慢吞吞的,那么惊恐自己落后的这种焦虑就不会产生了。父辈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若一代一代都是如此,作为个人,无论在未来或是在当下都不会倾向于折腾;但如果父辈的今天不是你的未来,甚至兄长的今天与你的未来都可能迥异、几岁几年都会发生变迁的话,巨大的焦虑感就产生了。

那么中国的烙印在哪里?烙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迁的广度,一个是变迁的速度。从广度上来讲,可以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何时出现过事关十三亿人的巨大变化?无论是美国、欧洲抑或日本的现代化,充其量就是1亿到3亿人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13亿人这样一个广度的变化。至于速度,在1949-1978年的三十年间,我们因为制度的刚性的问题、学习苏联体制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变迁非常慢,虽然社会一直有各种的政治运动,但是其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增长、人文精神、生活方式的变迁并不大。所有的变迁都发生在1980年以后,短短三十多年间,我们经历了西方世界100年的变化。若是西方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突发的焦虑,那么我们以数倍的人口和数倍的速度经历现代化发展时,我们这种焦虑感肯定是别人的数倍。

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的问题

焦虑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那么随社会变迁的继续进行,焦虑感也会自然地化解吗?

不是说随着社会变迁的进行,焦虑情绪会有所化解,而是说,当中国这种巨大的变迁,有一天能够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这种焦虑感就会减少。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那么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的问题。巨大的变迁使得我们产生精神上没有依托的感觉,我往往会从变迁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精神的二元性、漂浮性、不定性。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们应该做到安其所,遂其生,这样的社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变迁不能够停下来,要解决安其所,遂其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变迁持续,精神的漂泊就会伴随着中国人。

欧美的发达社会,相对来说焦虑感要低一点,就是因为社会大的变迁已经进行完毕,对于更大变迁的驱动力也相对较弱。在欧美社会,机会要少得多,一个人在短短的生命中间,变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而一个现实的人脑子里要去挣钱、要发财、在短暂的一生中光宗耀祖的冲动小得多。到欧洲去看那些街头咖啡馆里坐着的人,时间就是用来打发的;而我们,到今天信奉的还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在中国社会各个群体中,中产阶级的焦虑度非常高,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一者跟中产阶级的地位有关。处在社会中不上不下的阶层,希望能够再往上爬一些,可是没那么简单;如果不奋斗,可能就要因落后而掉下去,其地位并不稳定。因为这种不稳定,就更加容易陷入深深的焦虑。相反,在很多落后的地区,在山村里生活的人,对于改变自我境遇的动力不强,在生活中也少有相关的资讯来帮助其改变,有时反而会产生一种贫困文化,乐天知命。

二者跟中产阶级的知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有关。如果在一个小村子里面不出来,你的比照对象就是村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人的生活一般来讲也甚少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就非常懵懂,并不知道很落后。但是中产阶级则不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强,文化知识也比较高,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在海外接受过教育,与外围世界一比照的话,对自己的地位就会不满,因此焦虑感也比一般的人更强。

<!--[if !supportLists]-->第三,<!--[endif]-->中产阶级已有一定的财产、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对失去的担忧也比一般的、最普通的草根阶级要强烈,当变迁持续进行的时候,他就更易产生对自身地位的惊恐,去维持这种地位的焦虑感会更强,也会更难以停下来,逼迫自己必须不断地往前走。

破解全民焦虑的五和智慧——传统文化中的现代营养

破解全民焦虑症,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做到“五和”——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天人和合。

和谐为核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绝,提炼为五个唇齿相依、互为因果方面——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天人和合,称之为五和理念。这五者,既有心(人心和善),有情(家庭和睦),有物(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也有境(自然万物),是和合共存,相融共生的。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全民焦虑症重要原因,破解全民焦虑症,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做到五和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当下中国,无论是穷人、富人,还是百姓、官员似乎都在焦虑,就业焦虑、住房焦虑、婚姻焦虑、职业焦虑、身份焦虑、财富焦虑……一句话,就是活得累、心不安,想得多、疑心重。那么,解决的根本方案是什么?应从匡正人心入手,倡导人心和善、人心和谐的道德观。

建设和谐文化,首先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人心和善,这是五和理念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中国儒学的基础和根本。以为核心的儒学,可以说是一种人学,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和善关系。孔子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的重要原则——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是儒家对和善最好的诠释。

有关推己及人,历史上有个流传已久的小故事。春秋时期,有年冬天,齐国下大雪,连着三天三夜没停,景公兴致很高,欢愉地说:下了三天雪,一点也不冷,再下几天,就会宛如仙境了。这时,一旁的上大夫晏子却怔怔地望着翩翩飘下的白絮,若有所失。晏子看景公身上裹着厚厚的狐袍,靠着烧得旺旺的火炉,有意地追问:真的不冷吗?景公不知就里,点点头。晏子借机进言:我听闻古之贤君,自己吃饱了要去想想还有人饿着;自己穿暖了还有人冻着;自己安逸了还有人累着。可是,君主怎么都不去想想你的臣民啊!一席话,说得景公无语。

家庭和睦的人生观

中国人最重家,从来都把家庭当做人生安身立命的根本。家和万事兴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人生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尊崇的人生信条,儒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中,有三伦强调的都是家庭关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伦理,尤其是家庭教育的重视。

当今很多国人,一提到家庭教育,言必称欧美,好像只有西方,才有先进的家庭教育。其实,中国的家庭教育源远流长,古人称之为家训。家训,对于今人来说,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但在古时,却是常用词,因为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的家训智慧,自古及今,源远流长。《论语·季氏》记载:(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虽然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但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所以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而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家训内容中的精华被行之于文、传于后世,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家训文化。

讲到家训,就不得不提到曾国藩。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既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被称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又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理学大师与一代大儒。除却政治上功过是非的争议不谈,曾国藩有一点却是不论誉之者还是谳之者都极为推崇的,这就是他的家训智慧。如今流传下来的《曾国藩家书》则被无数有识之士誉为千古家训之首,连毛泽东与蒋介石都为之信服。

曾国藩把为人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之方,直接地教导、告诫子弟,明确要求子弟为或不为,开诚布公,循循善诱,总结出来了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观古可鉴今,读曾国藩的家训,反思当今的家庭教育的种种误区,对我们做家长的,有着深刻的启迪。

社会和谐的价值观

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全然不同,苏轼不是早就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如何才能达到的局面呢?答案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早在春秋时期的《国语·郑语》就已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国语·郑语》还举了例子来说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和,才能生成万物,酸甜苦辣咸五种滋味相调,才能烹饪出美味,律吕、宫调等六种音律协奏,才能产生悦耳的音乐。孔子则进一步强调了在和的前提下,必须尊重不同,明确地提出了和而不同,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现实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

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对和而不同的极好阐释。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应该是国强民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应该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某种角度看,也应该是和而不同的社会。

世界和平的国际观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历来就有尚德不尚武的传统,自古以来就以协和万邦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总原则;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帮助不发达国家,以求共立共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各联盟和平共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精神遗产,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坚持以此作为对外关系的文化准则,世界各民族也应该珍惜这份宝贵的礼物。

坚持协和万邦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合万国,或者用《周易》上的话来说:保合大和是为了万国咸宁天下和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认为,坚持协和万邦原则,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是建设好国家,强国、富国的重要条件。伊川先生说: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矣。也就是说,如果能维持一种良好的、和平的国与国的关系,统治者就有了建设国家、发展经济、调整内部矛盾等各方面的大好时机和条件,只要能正确把握好这些有利因素,慎重地处理好各种问题,所作所为就有了基础,自然可以把事情办好。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2000多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文化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既碰撞又融合的。在这方面,协和万邦的和谐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的文化未来。

天人和合的宇宙观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到了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首见于《管子》:和合故能谐,构成和合范畴。概而言之,所谓,指和谐、和平、祥和;指结合、融合、合作。而天人和合”(也作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是最基本的哲学理念,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之后的孔子、子思、孟子都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掘。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他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到了宋代,是中国所谓理学产生的时代,出了不少大儒。尽管学说在某一些方面也有所不同,但在天人合一方面,几乎都是相同的。

当代著名思想家、东方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对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题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他解释: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天和人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的家园正面临森林锐减、物种濒危、资源缺乏、河水污染等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是我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而这些却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在经历了痛苦与磨难,也尝到了生态苦果后,我们在不断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终于认识到了天人和合思想的宝贵。

                    警惕焦虑催生社会风险

从近期看,社会焦虑助长短期行为;从长远看,破坏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焦虑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越临界点之后,有可能爆发社会风险,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日益蔓延的社会焦虑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并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甚至吞噬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危及国家安全。

降低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

社会凝聚力的高低、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对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维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然而,普遍的、长期存在的社会焦虑与不安全感造成了社会内聚力的大幅下降,民众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度大大降低。据对12所大学80后、90后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有效样本2126),对我对执政党未来20年的执政能力有信心这一说法,持赞成态度的大学生比例为57.3%,其中在校大学生持赞成态度的占66.9%,毕业生持赞成态度的为50.4%,刚过半数。可以预见,全民焦虑的局面若不尽快改观,社会转型将会在失去广泛社会支持、社会认同的情况下,引发社会动荡。

从近期看,社会焦虑助长短期行为;从长远看,破坏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近期看,社会焦虑将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使得人们不敢、不愿投资扩大生产,不愿意为未来进行长远打算,而仅仅关注当下的生活,甚至诱发及时行乐、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从长远来看,由于人们对于未来的投资政策或投资环境缺乏一个稳定的预期,近几年中国富裕群体向国外移民或转移资金的情况屡见不鲜,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则成为移民主因。由此可见,移民原因基本都与中国的体制、制度与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据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经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富人980份有效问卷调查,14%的人已经移民海外,另有46%的富人正在计划或者办理移民的过程中,其中东部和南部有移民意向的超过七成。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也发现,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27%的人已经移民,另有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三次移民潮,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

社会焦虑积累超越临界点后,有可能爆发社会风险

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就中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如果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普遍焦虑状态之中,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在全面焦虑的阴影下,不同社会阶层必然出现分化。沉默的大多数之外,有的甚至走向极端。据保守估计,近几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另有不少人从焦虑走向愤怒,甚至把焦虑外化为暴力,向社会宣泄不满。近年来大量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卷入的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高发和时有发生的恶性事件(如福建南平案、吉林长春婴儿被盗案等)就是例证。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1985年仅为54.2万起,2004年增至471.8万起,2011年上升为600.5万起。另据中央党校和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对全国9个省市区40所监狱7000多名罪犯的调查,从目前监狱押犯的构成来看,已经由从解放初期的反革命犯罪为主,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人民家庭犯罪为主,转变为当前的以社会底层人员犯罪为主。不可否认,社会焦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催生作用。长此以往,将会直接动摇社会和谐乃至稳定的根基。

此外,近几年,西亚、北非等地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和西欧北美等地出现的底层抗争运动,如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的巴黎郊区大骚乱,2011年伦敦的“8·6”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2年以来希腊、西班牙等国发生的民众示威运动,都是发达国家民众在焦虑情绪转变为社会性愤怒之后的集中宣泄。这些社会性抗争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力、破坏力和示范效应是非常惊人的,不能不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根据对在中直机关党校培训、学习的355名各级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关于今后5—10年我国爆发各种社会风险的可能性,领导干部认为比较有可能爆发的社会风险问题,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贫富差距悬殊高通货膨胀率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安全问题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高失业率。对上述六项指标,选择很有可能比较有可能的分别为91.2%76.7%75.0%74.9%74.4%68.6%

               西方社会如何适应公共焦虑

现代社会的焦虑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工业化刚刚完成或进入高潮、社会和政府的转型尚未到位及旧的信仰处于崩溃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总的爆发过程,此后会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治理阶段,出现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不会消除。

1885年以后,“新一代”似乎都染上了这个病症

19世纪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或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焦虑集中爆发的时期。在普通劳动人民的层面上,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公民有了结社权,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会或政党;工资有了初步提高,温饱基本上有了保障;各国都推行教育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劳动人民开始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报纸开始普及。在法国等农业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大批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出现了类似于中国今天的农民工问题。而在政府管理的层面上,贪污腐败、食品卫生等问题也全面爆发。在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或《镀金时代》中,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官场的腐败情况;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资本大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双管齐下,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强盗贵族;像伦敦这样的城市,系统地治理城市污染、制定食品和饮用水标准亦成当务之急,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伦敦的大雾一年中增加了3倍;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当时的伦敦和巴黎都开始修建地铁。

政府的努力总是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实际上也不可能。特别是,政府在为垄断资本的扩张服务时,面对广大群众多种多样的要求常常力不从心。

这也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的时期,出现了多样的追求和多样的思潮。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后,大量的欲望和期盼涌出,相应地也生出大量失望和颓废情绪。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出现了,其中有许多可称之为社会焦虑。悲观主义扭曲了人的心肠,神秘主义迷惑了人的头脑“1885年以后,新一代似乎都染上了这个病症。在法国许多城市的社交讨论中,几乎都在探讨现代青年的危机问题。政府主管当局对此也惴惴不安,似乎特别难以理解的是,神经官能症、神经病气质、世纪末、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等诸如此类的词语突然风行一时。看破一切的业余文艺青年成了很多小说偏爱的人物。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焦虑似乎是几年间突然爆发出来的。当然,此前也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

在这种气氛中,作为社会焦虑极端表现之一的自杀迅速增加,引起了涂尔干的高度关注,在他看来,自杀表明了现代社会的深刻危机……如果人们不充分联系所有其他的社会现象,不联系社会的基本结构,任何社会现象都决不可能得到解释。若干年后弗洛伊德说道: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世界观反对天启、直觉或灵感预测,但进入20世纪以来却碰到了反对的意见。

这些焦虑只能相对缓和

然而,这样涌现出来的社会焦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治理的成果只能是相对的,因为由市场竞争而造成的对未来的焦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西方19世纪末出现的这种思想现象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但它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两者纠缠在一起,我们的认识不能简单化。

这些焦虑只能相对缓和,但一直会存在。它在工业化刚刚完成或进入高潮、社会和政府的转型尚未到位及旧的信仰处于崩溃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总的爆发过程,此后会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治理阶段,出现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不会消除。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和竞争必须导致就业、教育、食品安全等问题的焦虑。弗洛伊德说所有的人都表现出破坏性,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一判断与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有相似之处。几乎每个人都想自己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而彼此之间因分工而造成的相互依赖的一面常常会被放在一边,就像今天一些种植的人,自己吃的东西化肥、农药或添加剂的使用都是与出售的产品不一样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无奈地去买回用同样方法生产或出售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监管不完善有关,但在资本的冲动面前,监管常常变成不适应。

市场经济下,焦虑的某些具体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还是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问题。二战后,各国先后建立福利国家,这时社会焦虑的具体内容也发生较大变化。一个物质上过着舒适生活的美国教授在2007年时这样写自己的情绪:我们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中……我们被贫困和人类的苦难所包围,被不平等和不公正、贪婪和物质主义所包围……有一个黑洞,从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正在向洞的深处滑下去。

社会焦虑的具体表现,从而是社会焦虑治理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文化中也会有某些不同的表现形式。焦虑的程度很难比较,但焦虑的一种极端的结果——自杀率是可以比较的。近些年来,日本和韩国的自杀率似乎是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日本的自杀人数在1998年达到3万,此后一直居高不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的人认为与日本的文化传统有关,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将自杀视为荣誉的倾向。当然,日本的一些研究表明,自杀的增加与社会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特别是与失业率有关。近代来,东亚的另一个国家韩国的自杀率大有急起直追的趋势。如果说,日本的自杀率高是文化传统中有视自杀为光荣的因素,那么韩国的自杀率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不管如何,这里面肯定有各自的文化或社会因素在起作用。

治理必须是全面、综合、全民参与的

既然现代社会焦虑是全面的、渗透性的,特别是其爆发期,那么治理也必须是全面的、综合的、全民参与的。当然,强调全民参与,不是否定有分工,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解决最让当前百姓产生焦虑的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要重视专家和媒体负责任地参与。这些已经讲得很多,这里要强调的是,全社会无形或有形的参与同样重要。

既然社会焦虑与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有关,那就说明还应该重视文化传统的梳理、批判和发扬。日本人强调以自杀来为失败赎罪的传统造成高自杀率,韩国的高自杀率很大程度上是过分强调竞争、过度看待成功的结果。而中国人的攀比之风、张扬财富、官本位等,不也是不断引起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

当然,许多讨论社会焦虑的文章一致强调,日本、韩国的高自杀率也许与社会不太适应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震荡有关。确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人们慢慢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在东亚,包括中国,则要在几十年间适应这种变化,有难度,短时间内不适应的现象就更为激烈。不过,始终不能因此而忽视文化传统的弱点。对人和个体生命的重视,是基督教国家的强项,日本和韩国,讲起来是自由民主国家,但这方面比西欧差。

最后,还有个人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即使是在良好的法制及市场规则得到公正地实施的情况下,总会有竞争失败,总会有破产、财富缩水、一定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在学校教育中处于相对优势或相对劣势等等。也就是说,产生社会焦虑的原因,不是都可以消除的。所以每个人都既要努力,但又必须有自知之明。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有追求的人和每个人的追求都增加了,失败和挫折也成比例地增加了,人们本身对失败和挫折的适应,也是缓和焦虑的非常重要的一面。

适应,还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层次的问题,既有下层人民一定程度上为了国家竞争力的需要而适应上层享有某种特权,也有社会上层有时必须适应下层人民某种程度的不满与抗议。就如,作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经历了更多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影响高税率、高福利是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成了西欧各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却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竞争力不如美国的原因之一。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贫富分化比西欧厉害。也许,在美国,有钱人或有特权的人更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要求,但心理学家指出:从过去300年来的历史看,需要在小部分特权阶层的社会适应性与绝大多数人的社会适应性之间作出选择。中国正开始面临这样的处境,能处理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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