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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读懂“他妈的”,才能读懂鲁迅

鲁迅是一个“异类”,钱理群也是。

鲁迅的作品常常体现着尖酸与刻薄,他对新文化运动提出批评,对“科学”与“民主”抱有复杂的感情。他左手揭露维护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为“谬种”,右手批判鼓吹西方文明制度的知识分子是“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的这些言论,让当时的很多文人敬而远之,但他仍旧说“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这种对于时代的不满,呼唤民众不要沉沦,独立思考,冲破思想和现实牢笼的呼吁,让他在将近100年之后的今天,仍旧具有重要的意义。

鲁迅与他的书房。

鲁迅的这些思想也被钱理群所潜移默化的传承。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研究鲁迅,为学生们讲授现代文学史的课程。以世俗的眼光来看,钱理群已桃李满天下,也获得了身前身后名。他的很多学生现在都成为了文学领域的领军人,他的文学研究著作也成了很多人追捧的经典著作。但他没有因此而安度自己的晚年,在退休之后,积极投身于中学语文教育,跑到贵州深山为学生们讲鲁迅,写文章推动中学的教育改革。虽然这些做法因触动了某些人的现实利益而遭到抵制,但钱理群仍旧没有心灰意冷,他决定退回书斋,继续靠写作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忧虑。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而得到思想界的尊重。

他希望靠自己的绵薄之力,匡正现实的弊病。他不停的写作,自我反思,自我解剖。他踽踽独行,虽然不被很多人理解,但就如他所说的,有的时候,做事对自己的意义反而大于社会的意义。7月8日,钱理群开讲《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每一个时代,都应当重新发现鲁迅思想的价值。

鲁迅是谁?

首先需要讨论或者明确一个问题:鲁迅是谁?关于“鲁迅是谁”,实际上有两种通俗的说法。一种说法毛泽东的鲁迅观: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这“三家”并不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一讲就把鲁迅捧到天上去了,离我们比较远。他可敬,却不可亲,也不可爱,也就谈不到需要了。实际上今天很多青少年与鲁迅有所隔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被这“三家”给吓到了。

鲁迅的特别体现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思想观念、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不一样。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我们来一起读鲁迅的作品,看一看属于鲁迅的观点。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我说你读懂这两篇,大概就懂鲁迅了。第一篇是收在《鲁迅全集》第一卷中的《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个人都会骂。鲁迅说他在农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对父子在一起吃饭,那天的饭菜非常好吃,爸爸就对儿子说:“他妈的,你吃吧。”儿子则回答说:“他妈的,你吃吧。”这里的“他妈的”跟我们今天说“亲爱的”意思差不多。亲爱的,你吃吧。所以作为国骂,大家都非常习惯了。

1973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但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鲁迅论了什么,其实就是考证了“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骂人从来就有,中国古代就有,《诗经》时代就有骂人的,但那时候骂人不骂“他妈的”。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一切都前途光明;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大家族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那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说你为什么神气,不过是有个好妈妈,那我就骂你妈,并从这里得到快乐。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他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

我们不由地会想到今天。以前曾流行过一句话:“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说:“有了好妈妈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正在固化,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国骂“他妈的”。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国骂本来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平常都习惯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但是鲁迅提出了怀疑,而且他不但怀疑了,还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这是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别之处。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也很怪,叫《我要骗人》。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鲁迅自己说,不,我并不想讲假话,但是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因为我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稍微讲一点,人们就会说鲁迅多冷酷。鲁迅说,如果有一天我把心里想讲的话全都说出来,还有人愿意接近我,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鲁迅是有所讲而有所不讲,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

2014年版《鲁迅全集》,同心出版社。

鲁迅还公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环境下,他还要骗人。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冬天,他从家里走出来,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水灾,这个小女孩正在为灾民募捐。这个小女孩见到鲁迅就抓住他的手,说先生给点募捐吧。鲁迅做何反映呢?鲁迅知道,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因此在他看来,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但是鲁迅说,我能把这个话讲出来吗?我能对小女孩说,你这样做是没意义、没价值的吗?我看到她渴望的、热情的眼光,我就说不出话来。我不但不会对她说出真话,相反我还要骗她,说小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

鲁迅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小女孩拿到钱后,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说谢谢你。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握手的温热鲁迅还感觉得到,但鲁迅觉得这温热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女孩子。鲁迅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他又想起母亲,远在北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她整天念叨的是要长生不老。她对我说想要福寿,我能对老母亲说你不能长寿,你迟早会死的,我能这么说吗?我不但不能这么说,我还得安慰她,母亲你一定长寿,因为你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但在我的内心里,我感觉我骗了母亲。鲁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因此我时刻要说谎。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我听了之后非常受震动。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能够说真话吗?

要按照事实说真话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的言说方式,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收在《野草》里面,名为《立论》。其实我们讲话每天都是在“立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梦见在一个课堂里,一个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怎么立论,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户家人生了一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请亲戚们来做客。有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招致一顿好打;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他得到了众人的欢呼。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真话的遭打,说假话的受到欢迎。然后学生就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那我怎么办?我怎么立论?老师对他说,你就这么回答吧:“哎呀,这孩子,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模棱两可的话。我读到这里很受震动,其实我们在座的诸位,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说话,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其实人的言说方式,即所谓立论就这三种,没有第四种。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谁也不去想它,谁也不敢去正视它,但是鲁迅想了,正视了,他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下面我们再看看鲁迅对公认的价值观念,即对所谓的公理、公意或定论的看法。在一个社会里,比如我们社会,会有很多公论,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国等,这些都是公认的价值观。鲁迅对这些公认的价值观持有怎样的态度?

钱理群在7月8日的讲座上。

先说科学。鲁迅早在《科学史教篇》一文里就说过,科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他非常强调科学和科学思维。但在肯定科学意义的同时,鲁迅又提出警告:如果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陷入科学崇拜的陷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陷入了唯科学主义,那么就可能使人生陷入枯竭,就会缺少一种美感,一种特别的想象力,以及一份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情感。当你过分理性化以后,一切都是理性思维,你就会压抑人的非理性——例如一些根本性的记忆、情感和思维。所以鲁迅说,我赞成科学,但是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充分理解,这是鲁迅的科学观。

民主。鲁迅当然是民主的支持者、鼓吹者,但鲁迅也提醒我们,民主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这也很好理解,比如说网络的兴盛显现了民主的发展,但也会造成“网络暴政”,对此大家应该都有体会。所以说鲁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

平等。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当然强调平等,但他也提醒我们,平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如果你强调平等,把一切都削平,你把最高的砍掉了,最低的也上不来,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带来新的社会灾难。所以对于平等,鲁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质疑。

自由。鲁迅当然强调自由,有记者曾经问过鲁迅,说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中学生,你准备对他说什么?鲁迅说,我要对他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自由。但鲁迅同时提出来,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他批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说你们讲自由是对的,但如果过分强调自由,陷入纯粹的精英意识,就有可能忽略社会平等。

鲁迅

还有爱国。鲁迅当然是爱国主义者,不过提醒我们,在存在着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不含糊的。但按照他的思维习惯,鲁迅也对过分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鲁迅要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他举例说,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文明虽然好,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外国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国最好。鲁迅说,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表现为“爱国的自大”,因此拒绝改革。中国现在第一了,还改什么?然而不改革,中国就会走向灭亡,所以鲁迅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亡国者,爱的是亡国,不是爱国。鲁迅提醒人们,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由此可见,鲁迅对我们习以为常、从不怀疑的东西,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爱国,都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他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认,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肯定中有质疑。他强调既要吸取这些价值观念,同时也要保持质疑。要在吸取与质疑、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旋转,从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鲁迅式的、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

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伦理道德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大讲孝道,其中有一个观念叫“报父母之恩”。鲁迅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得很坦率,我想今天还是会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父母为什么生孩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延续后代,延续生命,另一个就是想要性交。为了满足性交的欲望而生下你来,有什么恩可谈。这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而有恩是什么意思呢?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了你,所以我有权利支配你”的逻辑。我有“恩”于你,因此你必须服从我,这完全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思维,把父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鲁迅所要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鲁迅说,你去看农村的家庭主妇,她在哺乳婴儿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爱他的子女,也绝不会想到他是在放债,将来孩子长大了要还债。所以鲁迅说,实际上这都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超越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天性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而所谓的孝道、报恩,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关系。这种话现在讲起来可能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大逆不道,居然敢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

《野草》

作者: 鲁迅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

还有我们觉得更难接受的,是鲁迅关于爱的说法。《野草》中有一篇文章叫《过客》,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过客,一直一个人往前走,前方有他所要追求的东西,他走着走着,最后走累了,流血了。这时他遇到一个小女孩,出于对这个过客的同情和爱,小女孩拿出一块破布给过客,说请你包扎一下伤口吧。我们看这个过客是怎么反应的:他先是非常感动,立刻接受了这块破布,连声说谢谢。因为过客这样孤独的战士,内心里是渴望别人对他的同情和爱的。但过客稍想片刻后,又坚决地把这块破布还给了小女孩。他说我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不但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还要像老鹰一样在你的周围盘旋,祝福你早日死亡。这就不能让人理解了,他不但拒绝爱,还诅咒爱他的人。

鲁迅说人的独立选择,常常因为爱而受到挫折,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命题。但其实在座的诸位应该很能理解这一点。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中学生,中学生到了高中,到了高二、高三的阶段,他要告别童年的生活,常常会有一种脱离父母的欲望。他要摆脱父母对他的束缚,所以此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孩子的角度说,他要求独立;从父母的角度说,父母对孩子有着过分的爱,而这种爱又常常建立在不了解孩子真正需求的基础上,反而成了对孩子的束缚。有一个说法叫做“爱的专制”,认为爱有亲和的一面,也有专制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生要想摆脱父母的束缚,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反抗,想要摆脱爱的专制,而父母却不理解孩子要求独立的愿望。这种思维方式有时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鲁迅是真正懂得人性,以及人性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

“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言说的。他对中国人的言说,包括报纸上的宣传,有两句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中国人最会做戏,最会玩弄文字游戏,我看了很有同感。汉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灵活的语言,任何事情不好提,用汉语一说就变好了。比如说失业,我们不叫失业,叫待岗,一听待岗,就说明有工作的希望,好像问题就不严重了。这就是中国语言特有的灵活性,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游戏性。鲁迅因此提醒我们,在听中国人讲话、看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比如说我要做什么,其实并不准备做;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有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还有一声不响就做了的。听到这样的讲话或宣传,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用鲁迅的话说,你就是个笨牛;如果你还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做起来,那就是不合时宜。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谎,但每个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说谎的样子,这便是游戏规则。如果你说破了,你反而成为公敌。

如何看待报纸的宣传,鲁迅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往往它拼命说什么,反而是因为它缺什么。鲁迅举例说,我们平时不会想起自己的额头或肚子并因此对它们进行特别的保护。但有一天他头疼或者拉肚子了,便会到处讲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卫生。如果听到这些话就以为这个人是个卫生家,你就上大当了,所以鲁迅说,缺什么才讲什么。由此鲁迅做出一个很惊人的判断,他曾经写过一篇杂文,我觉得很值得一读,题目又怪又长,叫《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钱理群在7月8日的讲座上。

为什么说孔夫子有胃病呢?因为孔夫子有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说明他注意到吃饭要精细,那就是他有胃病,这还是小事。大事怎么看报纸宣传呢?鲁迅说他有一个经验,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它越说什么就证明它越缺什么,这样看报纸太可怕了。报纸上登出某某国军在某地和日军奋战多少天,歼敌多少人,你一看就明白了,正面文章反面看,根本没打。报道宣传说日本某要人到中国访问,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你反面看,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我最近跟一个大学生谈话,我说你看网络消息,千万别随便义愤填膺地表态,你可能义愤填膺表了半天,最后一听是假的。进入后真相时代,对于所有的问题,包括别人讲的话、宣传的话、网络上的话,都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不能随便轻信。但是反过来也不能随便怀疑,报纸不能全都说假话,有时候也会说真话,如果什么都正面文章反面看,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

“人必须正视现实的不幸”

鲁迅还对很多我们的思维定式,以及成为一种感情选择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比如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有一种倾向叫避重就轻。回忆童年时总是只能想起自己最好的一面,同学聚会时的怀旧也都是讲当年如何好,从不讲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鲁迅对此提出了怀疑。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童年就这么美好吗?他写一过篇文章叫《风筝》,现在编入教材了,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看过没有。鲁迅回忆童年回忆什么?他不回忆最光彩的事情,就回忆他做的一件错事,他把弟弟的风筝给踩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去谈,只有鲁迅谈,而且提升到一种高度,说这是对弟弟精神的虐杀,而且还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当我发现自己后悔了,想跟弟弟一起放风筝,但是放来放去放不了了,两个人都老了,还放什么鬼风筝,然后我对弟弟说,对不起,我当年踩了你的风筝;弟弟说,真的吗,我早忘了。连道歉都不行,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一个痛苦的经历。在座的朋友们大概都写过回忆童年的文章,有哪个像鲁迅这样专门写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呢?

人们总是想象未来会有一个黄金世界,总觉得现在的世界如何不好,未来的黄金世界、乌托邦世界又会如何好。当人们不满意现实的时候,就会寄望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照样有黑暗,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

《鲁迅与当代中国》

作者: 钱理群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我在养老院生活,养老院里的老人经常讲一句话:我活够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鲁迅问,人死了就能了一切吗?他有一篇非常奇特的文章——鲁迅有很多奇文,我也向大家推荐——收在《野草》里,叫《死后》,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他说我死了,死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运动神经死了,不起作用了。但是如果我的感觉神经还在,我会有什么感觉,大家不妨设想一下。鲁迅说,我躺在地下,上面有独轮车走过,有汽车走过,压着我的头,压得我的牙龈都发酸了,但我不能反抗,不能动。这时候一群人走过来,大概是相当于我们今天开追悼会。一个人说:“他死了!”这个人用了叹号,很高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用的是问号,很惊奇。还有一个人说:“他死了。”用了句号,很平淡。人们对待死亡,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惊讶,但我是感到愤怒,我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活着的开追悼会,无非做戏给活人看,我却气得快昏厥过去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小蝇,在我旁边绕来绕去,我不能动,就让它嗡嗡地叫着:“哎呀,祝贺你死了,你该死。”我愤怒地想赶走它也赶不走,它还在嗡嗡叫,真是彻底愤怒得昏厥了过去。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死亡不是不幸的结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开始。这跟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人让我在养老院里讲鲁迅,我说我不能讲,我讲这种问题,那老人不气死了,但我要讲鲁迅就得讲这个。

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维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们习惯的事物了。人们美化过去、未来、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你必须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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