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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诺贝尔奖得主: 整个东亚的教育制度问题都很严重!

诺贝尔奖得主: 不是针对谁,整个东亚的教育制度问题都很严重!

10月3日,2016年诺贝尔奖开奖第一天,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进入21世纪,日本科学家获奖人数快速增长。包括物理奖8位、化学奖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共计17位,平均下来差不多一年一位。

日本获得这么多诺贝尔奖项,日本的科研环境、评价机制以及经费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没。但对于日本的教育现状,以及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中村修二(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担忧。

中村修二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东亚国家现代的普鲁士教育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

文 | 中村修二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左思右想”(ID:bianyizu)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 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 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 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1

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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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

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 “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 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2

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 “普鲁士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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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 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1. 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 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 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 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3

普鲁士基因以外,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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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举模拟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拋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为新产品确定最合适的价格。

计算遗传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进攻。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其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

所以,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台湾、中国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联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联考一年一度。

2、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

2009年释出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 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

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十七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

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 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

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

3、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

很多对联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联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 英国有一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

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

这就像彼得?提尔的《从0到1》中的举的商业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一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

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权关心自己的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去年大热门的《匮乏经济学: 为什么老是在赶Deadline? 为什么老是觉得时间和金钱不够用?》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时,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所见的速度,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十七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

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一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

一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300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阶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

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4、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在二十世纪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

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

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

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4

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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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一点可以模拟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 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阶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伊斯兰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视为一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 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

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一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一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

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附江苏一位著名特级教师说:

退休之后的大反思,让我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016-10-06 于永正

于永正,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江苏省教育模范,教育部“跨世纪名师工程”向全国推出的首位名师。于老师1962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小学教育教学,退休后,他对自己漫长的小学教书生涯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说——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不会因为人生快“走到头”了而叹息。我常常想的倒是:假如时光倒退十几年,不要多,只十几年,再给我一次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机会,再让我教一届小学生,把我现在相对的成熟献给学生,那该多好哇!

我时常记起江苏省模范教师王树堂先生生前对我说的一句话:“年轻的时候不会教,等会教了,又老了。” 他说出了所有退休老师的心里话,一种带有无奈、伤感、留恋、遗憾的肺腑之言。

难道老师也像庄稼一样,老了才成熟?难道就像红薯一样,从地里挖出来,非得在地窖里放一段时间才甜,才软,才意味着彻底的成熟?

是的。退休之后的大反思,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教语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基本上明白了,所以我退休后才经常想,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让我再教一届小学生,该有多好!

如果再教一年级,绝不会让小朋友上课尿裤子了

那是1985年12月底的事。一天上午,我正在为一年级(1)班上说话、写话课。学生正在用心地写我摆在讲桌上的蔬菜、水果,朱飞飞突然站起来说:“林毅尿裤子了!”

林毅是个文静秀气的小女孩,平时很少言语。我对她说:“我不是说过吗?上课有事,可以举手报告。”她低着头,一声不吭。天这么冷,棉裤尿湿了,怎么能行呢!我赶紧请班主任邓桂霞老师给家长打电话,送条裤子来。

下课了,我见邓老师正在炉子上(那时冬天办公室里生炉子取暖)为林毅烤棉裤呢。当时我心里还不以为然。

这时,办公室里一位年长的老师对我讲起她曾经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文中说, 一位教一年级的女老师上课时,发现一位学生神色不对,便走到该生跟前,嘴巴凑到他耳朵上悄悄地问:“想解手吗?”该生使劲点头。女老师一拍他的肩,他便飞也似地跑出去了。

可是,好久不见这位小朋友回来,于是这位老师从包里掏出卫生纸,对另一位小朋友说:“你去厕所给他送卫生纸去。”

果不其然,这位小朋友正为没带卫生纸发愁呢! 我为这位老师的善于体察而吃惊,为她的善于推理而敬佩! 听罢,我羞愧之极。我觉得我不配做特级教师。

如果时光老人再给我十几年的时间,让我重教一年级,上课时我会关注每一位学生,不再只是关注教案、教学。

岂止是教一年级,教任何年级都要认真读每个学生的表情、动作,从中读出他们的内心,并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相应的措施。

低年级上课中间的短暂休息,我不会只是唱唱歌,活动一下身子,一定会先问小朋友一句:有需要“那个”的吗?尤其是在冬天。

我也不会只是那么“正统”地活动、唱歌,我会让学生大吼几声——有字无字都行——让小朋友吼出精神、吼出气势、吼出劲头、吼出笑声。

犯了错误的学生进了办公室,一定请他坐下

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把犯了错误的学生“请”到办公室里去,是常有的事。“请到办公室”,是表示该生所犯错误已十分严重。当众这么“宣布”,也想“警示”其他学生。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犯错误的学生到我办公室的“待遇”:他必须标准地立正站着——脚后跟靠拢,两臂下垂,中指贴在裤子缝上。

如果不“标准”,我便命令他“站好”,随即强制性地“纠正”:比如用脚踢他的脚后跟。这实际上是体罚。这种做法,哪里有尊重可言!哪里有平等可言!哪里有民主可言!

最近读了张华教授的《论我国课堂教学转型》,深受触动。 文章说:

“今年8月31号,我儿子上小学了。第一天是家长开放日,学校的第一件事是:行为规范。怎么坐,怎么站,手放到哪里,怎么走路,怎么排队……老师早已规定得好好的,而且每一个规定都有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作保障。随后的任何学习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很多美其名曰‘培养学习习惯’的做法,就是强化学生不能乱说,不能乱动,整齐地听话……这都是最坏的习惯——没有比限制儿童的嘴乱说、手乱动更坏的学习习惯了,这是成人对儿童施加专制的最司空见惯的方式。”

他深刻地指出:

“我国教学危机的根源是专制教学。我们把教学当作一个专制的过程,集体对个人,上一代对下一代,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专制的过程。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不自觉地在做一个专制者和接受专制者,这是我最担心的。”

几十年了,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运用“动物园教育学”——以奖励作诱因,以惩罚作威胁来“训练”学生,是泯灭人性的教育!

假如我回过头来再从事教育,我会视学生为朋友,我甚至不会称他们为“孩子”——叫他们孩子,那意味着我是长者,“平等”就不存在了。

低年级的学生称“小朋友”,高年级的学生称“同学”,同学同学,我们是一同来学习的,是平等的。 他们犯了错误,我可能还会请他们到办公室里谈谈,但是我会为他搬一把椅子,放在我的身边,请他坐下,我甚至还会为他倒一杯水。

我可能很严肃,乃至于严厉,但不会再说“你呀,瞎子害眼——没治了”之类的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我会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告诉学生什么叫尊重、平等、民主。

我不会再愚蠢地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

四十多年来,教的学生无数,但有几位学生的脸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李健、亓庆红、刘云、孙建军……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孤独的,有的甚至带有哀伤,他们很少言语,早上背着书包默默走进学校,下午放学又默默地回家…… 他们都是被我戴过“差生”帽子的人。

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要么数学考不及格,要么语文考不及格。每次考试后,我都要宣布分数。念到他们的成绩时,我还故意在分数的后面加一个“大”字:“李健——50大分!”

这种话对学生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如果说体罚伤及的是皮肉,那么语言伤害的则是心灵。皮肉受伤有药医治,而心灵的创伤却无药可医。

我是他们的老师吗?我配做他们的老师吗? 不知这些学生现在怎么样,从事什么工作,但我相信,在社会上,他们不会差,他们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愚蠢。 现在我明白了,人人都是一个大写的“人”,人人都有尊严、有人格,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生下来就千差万别,正因为千差万别,才有灿烂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不能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文化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全部。 可惜,我认识得晚了。

如果我再从事小学教育,我会经常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告诫自己:这就是你的学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有了这样的学生观,我会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生,知其长短,让每个学生扬长避短,甚至让一些人变短为长。

我会让每个学生喜欢我,爱上学,爱读书,爱思考。人人尽力了,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东方不亮西方亮,分数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我希望成为学生的导师,而不是教师!

退休了,还不断吃润喉片,慢性咽炎要伴我终生了。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四十年来讲话太多。

课改以前,讲课文里的字词的意思,讲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课改以来,讲课文的人文性,深挖文字背后的蕴含。难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语文能力不是讲出来的,学习兴趣不是讲出来的,情感态度更不是讲出来的。讲,真的作用有限。

现在看来,过去犯傻了。如果我再教小学语文,我会引导学生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不但多读,还得多背——在初知大意的基础上,多背点经典诗文。因为我明白了,学语文靠的是“童子功”——12岁以前,是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期。这期间,人的记忆力最好而理解力弱,一定多背。幼学如漆,小时候背熟的东西一般不会忘记。

我会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养成读书读报和动笔写作的习惯。因为我明白了,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的习惯,学语文是个慢功,是一辈子的事情。人一生以读、写为伴,才会有成就。

“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清颜元语)“导而弗牵”是教学的真谛。教师时代应该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导师时代。

人生是花,语文是根。在我的引导下,每个学生的“根”会长得粗壮、有力。

做导师而不做教师,我恐怕也就不会患慢性咽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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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江苏教育研究》。于老师说的现象,但凡学生都会感同身受,愿老师们早日转型成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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