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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各个阶段

伏尔泰曾经相当美妙地说过:

 

一个人如果没有他那种年龄的神韵,

那他也就会有他那种年龄特定的种种不幸。

 

因此,在我们探讨幸福的结尾之处,对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带给我们的变化作一个粗略的考察,是恰当适宜的。

 

我们终其一生都只是生活在现时此刻。不同时期的现时此刻相互之间的差别在于: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前面是长远的未来;但在生命临近结束时,我们却看到了我们身后走过的漫长的过去。虽然我们的性格保持不变,但我们的心境却经历了某些显著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现时此刻”由此沾上了某种不一样的色彩。

 

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三十一章,我已经阐明并解释了这一事实:在童年期,我们更多地是处于认知,而不是意欲的状态。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生命这最初四分之一时间里,我们能够享有喜悦之情。

 

童年期过去以后,我们留在身后的是一段天堂般美好的时光。在童年,我们关系不广,需求也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怎么受到意欲的刺激,我们大部分的生命都投入到认知活动中去了。我们的大脑在7岁的时候已经长至最大的体积,同样,我们的智力很早就发育成长,虽然此时还没达致成熟。但在童年的崭新世界里,它却一刻不停地汲取营养。

 

在童年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带有某种新奇的魅力。据此,我们的童年时光就是一首持续不断的诗篇,因为,一如其他所有艺术,诗的本质就在于从每一单个事物把握这一事物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也就是说,把握这一单个事物的最本质、因而也是这类事物所共有的整个特征;每一单个事物都以这样的方式代表了它这一类的事物,一以类千。

 

尽管现在看起来,我们在童年时期似乎始终关注着当时个别的事物或者发生的个别事件——甚至只是在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件刺激我们当时瞬间的意欲的时候,我们才关注它们。但是,归根到底,情况并不是这样。

 

这是因为在童年时期,生活——就这个词的全部、完整的含意而言——是那样新奇、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印象并没有因为多次的重复而变得模糊不清;而在我们的童年活动当中,我们在并不清楚自己目的的情况下,总是默默地忙于从我们所见的单个场景和单个事件中,了解生活自身的本质,把握生活形态的基本典型。我们就像斯宾诺莎所说的,“从永恒的一面看视人和事”。我们越年轻,每一单个事物就越代表了这一类事物的总体。但这种情况逐年减弱。

 

正因为这样,事物在年轻时候所留下的印象与在年老时候我们所感受的印象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在童年时期和青年早期对事物的接触和经验构成了以后所有认识和经验的固定典型和类别。以后的人生认识和经验都会被纳入既定的类型,虽然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意识到我们这样做。因此,在童年时期我们就已经打下深刻的或者肤浅的世界观的坚实基础。我们的世界观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得到拓展和完善,但在本质上却是不会改变的了。

 

由于这样一种纯粹客观的、因此也是诗意的视角观点——这是童年时代的特征,它得益于当时的意欲还远远没有全力发挥作用——所以,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认知活动远胜于意欲活动。因此,许多儿童的眼神是直观和认真的。拉斐尔在描画他的天使的时候——尤其在他画的西斯廷圣母里面的天使——就很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眼神。这就是为什么童年的时光是那样的愉悦,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总免不了伴随着眷恋之情。

 

当我们如此认真地投入初次直观认识事物的时候,教育也在忙于向我们灌输种种的槪念知识。不过,槪念知识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对事物真正本质性的认识;相反,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亦即我们知识的真正内容——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所作的直观把握。但是获得这样的一种直观认识只能经由我们的自身,任何方式的灌输都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我们的智力,一如我们的道德,并不来自外在,它源自我们自身的本质深处。没有哪一位教育家可以把一个天生的蠢人培养成一个有头脑的人,永远不!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傻瓜,那直到他死的时候还仍然是一个傻瓜。

 

一个人对于外在世界的初次直观把握是很深刻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童年环境和经验在我们的记忆里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周围的环境,任何事情也分散不了我们对这环境的注意力;我们仿佛把眼前的事物视为这一类事物的仅有者,似乎在这世上就只有它们的存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另有为数众多的事物,我们由此失去了勇气和耐心。

 

我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的第372页已经阐明:所有的事物作为客体,亦即纯粹作为表象而存在时,毫无例外都是令人愉快的;但当这些事物作为主体存在,亦即存在于意欲之中时,却都沉浸在痛苦和悲哀之中。

 

在这里,如果读者回想一下我的这一阐述,那么,他们就会接受这一句话作为对我的阐述的简单槪括:一切事物在被观照时都是愉悦的,但在具体存在时,却是可怕的。

 

根据以上所述,在童年期,我们更多地是从观照的一面,而不是从存在的一面认识事物,也就是说,事物是作为表象、作为客体,而不是作为意欲被我们所了解。因为前者是事物令人愉快的一面,而主体可怕的另一面却又不为我们所知,所以,我们年轻的头脑就把现实、艺术所呈现的各种形体视为各式各样的愉悦之物。我们会以为:这些事物看上去是那样的美好,那么,具体的存在就会更加美好了。因此,我们眼前的世界宛如伊甸乐园;我们诞生的地方就是阿卡甸高原。

 

这样,在稍后的日子,我们就有了对现实生活的渴望,我们急切期盼着做事和受苦,这就把我们拉进了喧嚷、骚动的人生。生活在这纷扰的世界里,我们才学会了解到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存在亦即意欲的一面;我们行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受到了意欲的羁绊。然后,一股巨大的幻灭感慢慢降临了。在这之后,我们也就可以说:幻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这股幻灭感持续不断地增强、加深和变得完全彻底。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童年的时候,生活呈现的样子就像是从远处看到的舞台布景;而到了老年期,我们则走到了最近的距离看视同样的布景装饰。

 

最后,我们在童年期感到幸福还因为这一事实:正如在初春,树叶都带着同样的颜色、具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形体,同样,我们在幼年时也是彼此相似、并因此和谐一致。但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分歧也就出现了,这和圆规的半径越大,划出的圆圈也就越大是同一样的道理。

 

我们前半生的最后部分,亦即我们的青年时代,拥有比起我们后半生很多的优势,但是,在这青年时期,困扰我们、造成我们不幸福的是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寻觅到幸福。我们的希望由此持续不断地落空,而我们的不满情绪也就由此产生。我们梦想得到的模糊不清的幸福,在我们面前随心所欲地变换着种种魔幻般的图像,而我们则徒劳无功地追逐这些图像的原型。因此,在青春岁月,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状况,我们都会对其感到不满,那是因为我们刚刚才开始认识到人生的空虚与可怜——在此之前,我们所期盼的生活可是完全另外的一副样子——但我们却把无处不在的人生的空虚与可怜归咎于我们的环境、状况。

 

在青年时候,如果人们能够及时得到教诲,从而根除这一个错误见解,即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世界尽情收获,那么,人们就能获益良多。但是,现实发生的情形却与此恰恰相反。我们在早年主要是通过诗歌、小说,而不是通过现实来认识生活。我们处于旭日初升的青春年华,诗歌、小说所描绘的影像,在我们的眼前闪烁;我们备受渴望的折磨,巴不得看到那些景象成为现实,迫不及待地要去抓住彩虹。年轻人期望他们的一生能像一部趣味盎然的小说。他们的失望也就由此而来。

 

关于这点,我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374页已经作了阐述。那些画像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魅力,正是因为这些纯粹只是画像而已,它们并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在观照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处于纯粹认知的宁静和自足状态之中。要把这些画像一一实现,就意味着必须浸淫在意欲里面,而意欲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来痛苦。关于这一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的上述著作的第427页。

 

因此,如果人的前半生的特征是对幸福苦苦追求,而又无法满足,那么,人的后半生的特征则变成了对遭遇不幸的害怕和忧虑。因为到了人生的后半部分,我们多多少少都清楚地了解到:所有的幸福都是虚幻的,而苦难才是真实的。因此,现在我们努力争取的只是一种无痛苦和不受烦扰的状态,而不是快感逸乐,这至少对于具有理性的人来说是这样。

 

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房门响起敲门声时,我会很高兴,因为我想:“幸福就要来了。”但在往后的岁月,在相同的情形下,我的反应却变成了类似于害怕:“不幸终于到了。”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些出类拔萃、得天独厚的人物,他们既然是这一类的人物,那就并不真正地属于芸芸众生,而是孤独地存在。因此,根据他们自身的优势程度,他们对于生活或多或少地只感受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在青年期,他们感觉被众人抛弃;及至年长以后,却感觉自己逃离了众人。前者并不让人舒服,这是对人生不了解所致;后者却令人愉快,这得之于对人生有了认识。

 

这样的结果就是:人生的后半部分,犹如一个乐段的后半部分,比起前半部分减少了奋斗和追求,但却包含了更多的安宁和平和。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青春年少时认为:这个世界充满着唾手可得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只是苦于找不到门路获得这些幸福、快乐而已;但到了老年,人们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他们因而心安理得地咀嚼、品尝着那得过且过的现状,甚至于从平淡无奇中找到乐趣。

 

一个成熟的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所能获得的,就是摆脱偏见;这样,他发现世界与他儿时和青年时期所看到的迥然有别。他开始以朴素的眼光看视事物,客观地对待它们。但对于少儿和青年人来说,他们头脑中奇特的想象、古怪的念头和流传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共同拼凑成一幅歪曲和伪装了真实世界的幻像。

 

这样,人生经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那些在我们青春期扎根头脑的幻想和虚假槪念;但要防止人们在青年时代沾染这些东西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能达致这一目标的教育将是最理想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只能是否定的。

 

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童年期孩子的目光和视野控制在尽可能狭窄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我们给孩子提供清晰、正确的观念;只有在他们正确认识了在这一视野范围之内的事物以后,才可以逐渐地扩宽视野。与此同时,还要时刻留意不要让任何模糊不清、一知半解或者偏差走样的认识存留在他们的头脑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事物和人际关系的观念始终是狭窄的,但却非常朴素。也正因此原因,他们的观念将是清晰的和正确的。这些观念只需要逐渐拓宽,而不需要修正和勘误。这种教育需要一直维持至青年时代。这种教育方式尤其要求人们不要阅读小说,取而代之的是合适的人物传记类读物,诸如富兰克林的传记、莫利茨写的《安东·赖斯》等。

 

在年轻时候,我们误以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和有影响的事件会大张旗鼓地露面和发生。到了老年以后,对生活所做的回顾和考察却吿诉我们,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是悄无声息、不经意地从后门进入我们的生活。

 

根据我们到此为止所作的考察,我们还可以把生活比之于一幅刺绣品:处于人生前半段的人看到的是刺绣品的正面,而到了人生后半部分的人,却看到了刺绣品的背面。刺绣品的背面并不那么美丽,但却给人以教益,因为它使人明白看到刺绣品的总体针线。

 

一个人的高人一筹的智力,甚至最伟大的精神智力,也只有到了40岁以后,才会在言谈之中显示其明显优势,成熟的年龄和丰富的阅历在许多方面无法跟高出一筹的精神智力相匹敌,但是,前者却始终不能被后者所取代。年龄和阅历能使资质平平的大众在面对具有卓越精神智力的人时,获得某种的平衡弥补——前提是后者还处于年轻的时候。我这里所说的是仅就个人情况而言,并不包括他们所创作的作品。

 

每一个出色的人,只要他并不属于那占人类的六分之五、只得到了大自然可怜巴巴的赐予的人群,那么,过了40岁以后,他就很难摆脱掉对人的某种程度的憎恶。因为很自然地,他通过自己推断别人,而逐渐对人感到失望。他看到人们无论思想(脑)还是感情(心),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兼而有之,都不是与他同处一个水平线上,而是远远逊色于他。他因而希望避免与这些人来往,因为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对独处,即与己为伴的喜爱抑或憎恶,由他自身的内在价值所决定。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十九章的槪言中也讨论了这种对人的憎厌之情。

 

如果一个年轻人很早就洞察人事,擅长与人应接、打交道;因此,在进入社会人际关系时,能够驾轻就熟,那么,从智力和道德的角度考虑,这可是一个糟糕的迹象,它预示这个人属于平庸之辈。但如果在类似的人际关系中,一个年轻人表现出诧异、惊疑、笨拙、颠倒的举止和行为,那反而预示着他具备更高贵的素质。

 

我们在青年时代感受到喜悦之情和拥有生活的勇气,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正在走着上坡的路,因而并没有看见死亡——因为死亡处在山的另一边山脚下。当走过了山顶,我们才跟死亡真正地打了照面。而在此之前,我们只是从他人的口中了解到死亡这一回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活力已经开始衰退,这样,我们的生活勇气也就一并减弱了。这时候,抑郁、严肃的表情挤走了青春年少时目空一切的神态,并烙在了我们的脸上。

 

只要我们还年轻,那么,不管人们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还是把生活视为长无尽头而因此挥霍时间。我们年纪越大,就越懂得珍惜我们的时间。到了晚年,每度过一天,我们的感觉就类似于一个向绞刑架又前进了一步的死囚。

 

从年轻的角度看视生活,生活就是漫长无尽的将来;但从老年的角度观察,生活则是一段极其短暂的过去。在人生的开端,生活所呈现的样子,类似于我们把观看歌剧的望远镜倒转过来张望;在人生的末尾,我们则以惯常的方式用这望远镜视物。

 

只有当一个人老了,亦即在他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他才会认识到生活是多么的短暂。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时间的步子慢悠得多,因此,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最初四分之一时间里我们不仅感到极其快乐,而且这段时间也还是最悠长的。所以,这段时间留给我们最多的记忆;一旦需要,一个人讲起在这段时间的事情远甚于在这之后的中年期和老年期。就像在一年中的春天,日子是令人难受的冗长,在生命的春天,日子同样烦闷漫长。但在这两者中的秋天,日子却是短暂的,不过更加明朗、更加缺少变化。

 

当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生活跑哪儿去了。为什么到了老年,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如此短暂呢?因为我们对这生活的回忆不多,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段生活短暂了。所有无关重要的和不愉快的事情都从我们的记忆中筛漏掉了,因此,遗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事情所剩无几。

 

我们的智力本来就有欠完美,我们的记忆何尝不也同样如此。我们学到的东西需要温习,过去了的事情需要回想,只有这样,这两者才不至于慢慢沉没于遗忘的深谷。但是,我们不会刻意追思不重要的事情,通常更加不会回想不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事情保存在记忆之中,追思和回想的做法却是必需的。

 

首先,不重要的事情永远不断地增加,这是因为很多在开始时显得有意义的事情,经过多次永远不断的重复,逐渐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我们更能回忆起我们的早年,而不是在这以后的时光。我们生活的时间越长,那值得我们以后回想的有意义和重要的事情就越少。但这些事情能够得以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全赖回想这唯一的方式。所以,事情一旦过去,我们也就把它们忘记了。时间就这样不留痕迹地飞逝而去。

 

其次,我们不会喜欢回味令人不快的事情,尤其那些伤害了我们的虚荣心的事情。而令人不快的事情往往都跟我们的虚荣心受损有关,因为对于遭遇不愉快的麻烦事,我们大都难辞其咎。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也就因此被我们忘掉了。正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令人不快的事情缩短了我们的回忆。回忆的素材越多,那回忆就相对越少。犹如人们坐船离开海岸越远,岸上的物件就变得越少和越加难以辨认,我们以往的岁月,经历过的事情也遭遇同样的情形。有时候,我们的回忆和想象把尘封已久的一幕往事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跟我们是那样的贴近。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无法同样生动地回想起过去发生这一幕往事距今为止的这段间隔时间。这一段时间无法像一幅图画那样让我们一目了然,并且,在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大部分事件也已经被我们忘记得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些事情只还保留着在抽象中的大槪认识,那只是一个纯粹的槪念而已,而不是直观认识。因此缘故,那过去很久了的一件往事显得那样贴近,宛如就发生在昨天,而其余的时间已经消失无踪了。整个一生显得如此短暂,令人无法想象。当一个人老了以后,那走过的漫长岁月,还有自己的风烛残年,有时候在某一瞬间,竟然会变得近乎疑幻不真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摆在眼前的现在此刻。诸如此类的内在心理活动归根到底是由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不是我们存在本身,而是我们存在的现象,依存于时间;现在此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连接处。为什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在展望生活的时候,发现生活是那样的漫无际涯?那是因为青年人需要地方去放置他们的无边的期望,而要一一实现这些期望,一个人能活上玛土撒拉的岁数尚且不够。

 

另外,青年人根据自己度过的为数不多的年岁来算量将来;这些过去了的日子总是充满回忆,并因此显得漫长。在这段过往岁月中,事物的新奇使一切事情都显得充满意义。这样,在以后时间里,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被反复回味、咀嚼。年轻的时光就以这种方式深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有时候,我们相信自己在怀念着某一处遥远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只是怀念着我们在年轻、活泼的时候在那地方所度过的时间。时间戴上空间的面具欺骗了我们,我们只要到那地方一游,就会清楚我们受骗了。

 

要活至高寿,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具备一副无懈可击的体魄。除此之外,我们有两种方法,这可以用两盏油灯的不同燃烧方式作一解释:一盏油灯虽然灯油不多,但它的灯芯很细,它能够点燃较长的时间;另一盏油灯虽然灯芯粗大,但它的灯油很足,它同样能燃上很长时间。在这里,灯油就好比一个人的生命力,灯芯则是对身体活力的任何形式的消耗和挥霍。

 

至于生命力方面,我们在36岁以前,就好比吃利息过活的人:今天花去的金钱,明天又能赚回来。但是,过了36岁的年龄以后,我们就更像是已经开始动用自己赖以生活的本金了。刚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时,迹象并不明显;所消费的金钱大部分又会自动回来,微小的财政赤字并不会引起注意。但赤字在逐渐增长和变得明显,其增长势头演变越烈,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并且没有任何能够遏止这种势头的希望。本金的耗失不断加快,其势头一如下落的物体。到最后,钱财终于消失殆尽。

 

如果这里作比较的两者——生命和钱财——真的处于日渐消耗的状态,那情形确实是相当凄凉悲苦的。因此,随着老之将至,对钱财的执着和占有欲就越发有增无减。相比之下,从人生开始到成年,甚至直至成年后的某段时间,就人的生命力而言,我们就像把利息收入存进本金,花费的利息不但自动赚回,本金也在不断地增加。如果我们能有一个足智多谋的顾问细心理财,那我们的金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结果。

 

青年时代多么幸福!老年时期又多么悲惨!尽管如此,青年人应该爱惜自己的青春活力。亚里士多德发现:能在青年期和成年期都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获胜的人寥寥无几。因为他们早年的艰苦训练、准备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力,到了成人阶段以后他们的力量就难以为继了。肌肉力量是这样,神经活力也是如此,而神经活力的外在表现就是所有智力方面的成就。因此,早熟的神童就是温室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们在童年时引起人们的诧异,但之后就沦为思想相当平庸的人。甚至那许多的博学者,在早年为学习古老语言而强迫性地耗用了脑力,为此之过,在以后的日子,他们变得思想僵硬、麻木,失去了判断力。

 

我已经指出过,一个人的性格看上去会跟他的某一个人生的阶段特别和谐一致。这样,到了那一特定的人生阶段,这个人就显示出他最好的面貌。某些人在少年时代招人喜爱,但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消逝而去;一些人在中年段特别活跃、能干,但到了老年以后,却变得一无是处;也有不少人到了老年才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他们既温和又宽容,因为到了此时,他们更富于人生经验,为人处事更加泰然自若。这种情况多见于法国人。这一切肯定是因为人的性格本身具有某些青年、中年或者老年所特有的气质特点,这一气质特点与人生的某一阶段相当吻合,或者它对某一人生阶段发挥着修正、调整的作用。

 

犹如一个置身于一艘船上的人只能根据身后河岸景物的后退和缩小来发现船只的前行,同样,如果岁数比我们大的人在我们看来还显得年轻,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知道我们变老了。

 

在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人活得越老,他生活中的见闻经历在他的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就越少。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人只是在年轻时期才充满意识地生活;到了老年,人只带着一半的意识继续活着。岁数越大,生活的意识就越发减弱;事情过去以后并不会留下什么印象,这就好比我们把一件艺术品看上千遍以后,它就再不会给人造成印象了。人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但事成了以后却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既然现在他们对生活逐渐失去意识,那么他们向着完全失去意识的方向每迈进一步,时间的运转就变得越加迅速。

 

在童年时候,新奇感把一切事物都纳入我们的意识。因此,每一天都是冗长的。我们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也遭遇相同的情况:在旅行中度过的一个月似乎比在家的四个月还要长。虽然这样,对事物的新奇感却无法避免童年时代和外出旅行时那显得较长的时间变得的确冗长,难以打发——这是较之老年时期和在家而言的。但是,长时间习惯于同样的感觉印象,会使我们的智力疲劳和迟钝。这样,一切都不留痕迹地发生和过去了。日子由此变得越来越缺乏意义,并由此变得越来越短。少儿时候度过的一个小时也比老人度过的一天要长。因此,我们生活的时间就像往下滚动的球体不断加速运动。另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转动的圆盘上面,距离圆心越远的点转动越快。同样,随着每个人距离生命的开始时间越远,时间也就消逝得越快。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直接评估我们对岁月流逝的心理感觉时,一年的感觉长短与这一年除以我们年龄所得的商数大小成反比。例如,如果一年构成了我们岁数的五分之一,那么,与一年只是我们岁数的五十分之一的时候相比,这一年就好像漫长了十倍。时间流逝的不同速度对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我们的整个生命存在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这种情况使人生的童年阶段——那不过就是区区十五年时光——似乎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最漫长的时期,也因此是最充满回忆的时期;它使我们对无聊的感受程度与我们的年龄成反比。小孩每时每刻都需要消遣以打发时光,不管那是游戏抑或工作。一旦缺少了消遣,令人害怕的无聊就会抓住他们。甚至青年人也仍然无法摆脱无聊的困扰,数小时无事可干就会使他们感到恐慌。到了成年阶段,无聊不断减少。而到了老年,时间总是太过短暂,日子飞逝如箭。不言自明,我在这里谈论的是人,而不是老了的牲畜。在我们的后半辈子,时间加速流逝,无聊也就大都随之消失。同时,我们的情欲以及伴随这些情欲的痛苦也沉寂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身体健康,那么,总的来说,到了后半辈子,生活的重负的确比在青年时期有所减轻。因此人们把这一段日子——即在出现高龄衰弱和多病之前的一段时间——名之为“最好的时光”。从生活得舒服、愉快的角度考虑,这段日子确实是最美好的。

 

相比之下,青年时期——在这段时间,一切事物都留下印象,每样事物都生气勃勃地进入我们的意识——也有它的这一优势:这段时间是人们精神思想的孕育期,是精神开始萌芽的春季。在此时期,人们只能对深刻的真实有所直观,但却无法对其作出解释。也就是说,青年人得到的最初认识是一种直接的认识,它通过瞬间的印象而获得。这瞬间的印象必须强烈、鲜活、深刻,才能带来直观认识。所以在获取直观知识方面,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青春岁月。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对他人,甚至对这世界发挥影响,因为我们自身变得完备和美满了,不再受到印象的左右;但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对减少了。因此,这一段日子是我们做出实事和有所成就的时间,但青年期却是人们对事物进行原始把握和认识的时候。

 

在青年时期,我们的直观占据上风,但在老年期,思想却把牢了统治的地位。因此,前者是创作诗歌的时期,而后者却是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在实际事务中,青年时期的人听命于他们直观所见之物及其产生的印象;但在老年,人们只由他们的思想决定他们的行为。其中的原因就是只有到了老年,当对事物的直观印象积聚了足够的数量,对于事物的直观印象被归纳成为槪念以后,人们才会赋予这些槪念更加丰富的内容、含意和价值。与此同时,直观印象由于习惯的作用而变得不那么强烈了。相比之下,在青年期,直观印象,亦即对事物外在一面的印象,在头脑中占据着优势,尤其对于那些活泼、想象力丰富的头脑。这种人把这世界视为一幅图画,因此,他们关心的事情就是在这世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显示和突出自己,而他们对这世界的内在感觉则是次要的事情。这一点已经在年轻人的个人虚荣心和追求华丽衣饰上反映出来。

 

我们精神力最强旺、最集中的时期,毫无疑问是在青年期。这个时期最迟能够延至一个人的35岁。从这个年纪开始,精神力就开始衰弱,虽然这个衰弱过程相当缓慢。不过,在这之后的岁月,甚至到了老年,人们并不是没有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经验和学识才算真正丰富起来。人们终于有时间和机会从各个方面去观察思考事物,把事物相互比较,并发现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连接点。这样,到现在我们才得以明白事情的整体脉络,一切也都清楚了。对于我们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了更加根本的认识,因为对于每一个槪念我们都有了许多的实例证明。在青年时自以为了解的事情,到了老年才真正为我们所认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老年的确知道了更多的事情,此时的知识经过反复多方面的思考变得真正连贯和统一起来。但在青年时代,我们的认识总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

 

一个人只有活到了老年,才能对生活获得一个完整、连贯的表象认识,因为到了老年以后,他才看到了生活的整体和生活的自然进程。他尤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以刚刚入世的眼光看视生活,他的审视角度是离世的。这样,他就尤其能够全面认清楚生活的虚无本质。而其他人却总是执迷不悟,错误地认为事情迟早总会变得完美。较之于老年阶段,人们在青年时代有更多的设想,因此人们知道得不多,但却能够把有限的所知放大;但在老年阶段,人们具备更多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对事物根本性的认识。

 

在青年时代,一个精神素质出众的人就已经着手为他那独特、原初的观点和认识积累素材,也就是说,他为自己注定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奉献做搜集工夫。但必须假以时日,他才可以成为能够处理这些素材的主人。因此原因,我们发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通常要到了50岁才能创作出他的鸿篇巨制。尽管如此,青年时代是人们的认识之树扎下根基的时候,虽然最终结出果子的是树的叶顶。正如每个时代,甚至最贫瘠不堪的时代,都自以为比在它之前的那个时代文明得多——在这之前更早的时代就更不屑一提了——同样,处于各个人生阶段的我们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这些看法通常都是错误的。

 

在身体发育成长的年月,人们身体力量和知识日渐增加。他们也就习惯于看重今天,而轻视昨天。这样的一种习惯看法在我们头脑生根,然后,在我们精神力开始衰弱,在今天要反过来带着尊崇看视昨天的时候,我们还保留着原来的习惯。因此我们经常不仅低估我们早年时候作出的成绩,同时,也轻视那个时候的判断力。

 

在这里需要指出:尽管一个人的智力素质,一如他的性格和感情,就其本质而言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人的智力素质却不像人的性格那样保持一成不变。它其实受制于变化着的情形,而这些变化着的情形总的来说是按规律出现的。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的智力立足于这一物理世界,另一原因就是智力需要得到经验的素材。因此,人的精神智力经过持续的发展才达至顶峰,在这之后就逐渐衰退,直至最后的痴呆状态。吸引和活跃我们智力的素材,亦即我们思想和知识的内容,我们实践、练习、经验和了解的对象——我们通过这些而获致世界观的完善——直至我们的精神力开始出现明显的衰弱之前,都是一个持续不停增加的总量。精神力的衰弱出现以后,一切都开始衰减了。人就是由一种绝对无法改变的成分,加上另一种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定期性发生变化的成分所构成。这解释了何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表现和价值。

 

人们还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生前40年提供了正文,而随后30年则提供了对这正文的注释。后者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正文的真正含意及其个中相互的关联,并揭示出它包含的道德教训和其他多种微妙之处。

 

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就犹如一场假面舞会结束了,我们都摘下了面具。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看清楚我们在一生中所接触过的、与之发生关联的都是些什么人。到了这时候,我们的性格暴露无遗,我们从事的事业也结出了果实。我们的成就获得了应有的评价,所有幻象也都荡然无存了。

 

但要走到这一步,时间是必不可少的。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只有当生命临近完结之时,我们才真正认清和明白了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尤其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我们接受了我们的位置——那通常,但并不总是,比我们原先设想应占的位置要低。但有时候,我们却必须给自己一个更高的位置,这是因为原先我们对卑劣、庸俗的世界缺乏足够的认识,并因此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对于这一世界来说——太高了。顺便说一下,此时人们体会到了自身内在。

 

我们习惯于把青年期称为生命中的幸福时期,而老年期则被视为悲惨的。如果情欲真的能够使人幸福,那么这一说法就会是真实的。在青年期,人们受到情欲的百般煎熬,感受的快乐很少,痛苦却很多,到了冷却下来的老年期,情欲放过了人们,他们也就马上得到了安宁;人们随即有了一种静思默想的气质。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人的认识力摆脱了束缚,占据了主导地位。

 

认知本身是没有痛苦的,所以,认知在我们意识里越占据主导的地位,我们就越感觉到幸福,我们只要想到这一事实:所有快感乐趣都带有否定的性质,而痛苦却具有肯定的特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认清情欲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到了老年,我们不能因为缺少了许多的快感乐趣而感到有所抱怨。因为每种快感的产生都只是一种需求的缓解。因为需求的消失而导致快感的消失,是丝毫不值得抱怨的,这就犹如一个人吃过饭以后不能再多吃,或者睡过一觉以后,我们已经清醒了一样。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序言里正确无误地认为耄耋之年是最幸福的,前提是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不停烦扰人的性欲。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人们仍然受到性欲的影响,或者受到这一魔鬼的摆布操纵,那么,性欲所造成的没完没了、花样繁多的忧郁及产生的情绪冲动,就会使人总是处于一种轻微的精神错乱之中。所以只有在性欲消失了的时候,人才会变得理智。

 

确实,除了个别情形以外,大体而言,年轻人都具有某些忧郁、凄婉的特征,而老年人却带着某种的喜悦——其中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青年人受着性欲这一魔鬼的控制——不,应该是奴役才对。这个魔鬼吝惜着不肯轻易放松他们哪怕是一个小时的自由。几乎所有降临在人们头上的、或者威胁着人们的不幸和灾祸都是由这一魔鬼直接或者间接地带来。但享有喜悦之情的老年人恰似一个甩开了长期锁在身上的镣铐,现在终于得以自由活动的人。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的性欲衰退以后,生命的真正内核也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一副生命的躯壳。的确,这就像一出喜剧,戏的开场由活人扮演,之后则由穿着这些人的服装的机械人把这喜剧演完。

 

无论如何,青年期是躁动不安的时期,而老年期则是安宁的时候。由此就可以推断处于这两个时期的人的幸福。小孩贪婪地向四周伸出了他的双手:他要得到他眼前所见的五光十色、形状各异的一切。他受着眼前一切的诱惑,因为此时他的感觉意识是那样年轻和新鲜。同样的事情以更大能量发生在人的青春期。青年人同样受到这世界的缤纷色彩及其丰富形状的诱惑,他的想象力夸大了这一世界所能给予他的东西。因此,年轻人对那未知和不确定的一切充满了渴望和向往。渴望和向往夺走了他的安宁,而缺少了安宁,幸福却是无从谈起。

 

相比之下,在老年期,一切都已经平息下来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老年人的血液冷却了许多,他们的感觉不再那么容易被刺激起来;另一个原因就是人生经验使他们认清了事物的价值和一切欢娱的内涵。这样,他们逐渐摆脱掉幻想、假象和偏见,而这些在老年期到来之前,遮蔽和歪曲了他们对事物的自由和纯净的认识。现在,人们得以更正确、更清晰地认清了事物的客观面目;他们或多或少地看到了所有尘世间事物的渺小和虚无。正是这一点使几乎所有的老者,甚至那些才具相当平庸的老人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智慧气质。这使他们和青年人有所区别。这些带来的首要结果就是精神的安宁——这是构成幸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它确实就是幸福的前提条件和本质。因此,正当青年人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到处都有奇妙美好的事物——只要他能够摸准了门路、方向——的时候,老年人却坚信传道书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这句话。他们深谙这一道理:一切坚果里面其实都是空的,不管它们如何被镀上了一层金衣。

 

只有到了老年期的后期,人们才真正达到了贺拉斯所说的境界:“在欲望和恐惧面前,不要让自己失去了平静、沉着”。也就是说,人们到了此时才对一切事物的虚无,对这世上的繁荣、喜气后面的空洞、乏味有了直接、真正和坚定的确信,虚幻的画像消除了。他们不再错误地认为,在这世上,除了免受身体和精神之苦以后所享受到的那种幸福以外,在某一王宫或者茅棚还栖身着另一种更特别的幸福。根据世人的价值标准而定的那些伟大或者渺小,尊贵或者卑微,对于这些老者而言,它们之间其实再也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使老年人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平静心境。怀着这种心境,他们面带微笑地从高处俯瞰这一虚幻的世界。他们不抱任何希望,他们知道尽管人们不遗余力地装饰、美化生活,但透过那些廉价、耀眼的灯饰,人生仍旧呈现了它那贫瘠不堪的面目;无论人们如何为生活着色、打扮,人生从本质上面言,不过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衡量它的真正价值的方法只能是视乎它缺少痛苦的程度,而不是它是否欠缺欢娱,更不是通过生活中的奢华场面。

 

耄耋之年的根本特征就是希望破灭,幻象消失了——而在这之前幻象赋予生活一种魅力,激励我们展开活动、追求。此时人们认清了这世间的富丽、堂皇,尤其是表面耀眼和尊荣后面的空虚和无意义。人们体会到:在众人渴望、期盼的事物和苦苦追逐的享受的后面,其实大都隐藏着微小不堪的内容。对于这个生存的贫瘠、空虚的本质人们逐渐达致了一致的认识。一个人只有活到70岁以后,才会明白《传道书》的第一首诗的含意。正是这一点使老年人带上了某种郁郁寡欢的样子。

 

人们更以为:老年人遭受的命运就是疾病和无聊。疾病并不必然伴随着老年人,尤其对于活至高寿者来说,因为“随着年岁的增加,健康或者疾病也在增加”;至于无聊,我在上文已经表明,为何老年人比起青年人更少遭受无聊的侵袭。老年期确实把我们带进孤独,原因显而易见。但无聊并不必然地伴随着这种孤独,无聊只是必然地伴随着那些除了感官享受和社交乐趣以外,别无其他乐趣的人。这些人并不曾开发和丰富自己的精神潜力。确实,人活到了高龄,精神力就开始衰弱,但如果一个人原先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么,他总会有绰绰有余的精神力以抵御无聊。

 

正如上面所说的,通过经验、认识、实践和反思,人们对事物有了更加精确的见解。他们的判断力更加敏锐,事物相互间的连接变得更加清晰;对事情人们有了越发全面的总体槪览。我们不断地重新组合我们累积了的知识,不失时机地丰富自己的知识——这种在各个方面进行的内在自我修养和陶冶持续不断,占据了我们的精神,给予了我们满足和奖赏。由于这些活动,上文谈论的老人的精神力衰退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补偿。

 

另外,像我所说的,在老年期时间过得更加迅速,这也就消灭了无聊。老人身体力量的衰退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如果老人并不需要运用身体力量去赚钱生活的话。贫穷之于老年却是一大不幸。假如能够驱除了这种不幸,而我们又能够保持身体健康,那我们的老年期就算得上是一段相当不错、很可忍受和将就的生活了。

 

生活的舒适和安定是人们的首要需求:因此,老人们比起年轻的时候更加喜爱金钱,因为金钱是失去了的体力的代替品。被维纳斯爱神舍弃以后,人们就会转而从酒神巴吉斯那里寻求愉快。观看、旅游、学习的需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需要是发表意见和教诲别人。如果老人保持着探索、研究的乐趣,或者热衷于音乐、戏剧,尤其是对外在事物保留一定的敏感和接受——不少老人直到晚年对上述事物仍然乐此不疲——这不啻是一种幸运。

 

一个人的“自身拥有”在老年期给人所带来的好处是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当然,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呆笨的,到了高龄以后,他们就越发变得像机械人了。他们的所想、所说和所做永远都是同一件事情,外在事物的印象无法引起他们丝毫的改变,或者在他们身上引发出某些新的东西。跟这种老者谈话,就像在沙地上写字,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几乎马上就消失无遗。当然,这种老年人就是生活中的“余烬”。在一些绝无仅有的情况下,老人第三次长出了牙齿,大自然似乎想通过这第三副牙齿象征这些老人开始的第二度童年。

 

随着岁数的增加,我们所有的活力都在消失,这情形确实够悲惨的;但这又是势所必然,甚至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老年人就会很难作好准备迎接死亡。因此,如果一个人活至高龄,最终能够无疾而终,那他就是一个极大的受惠者。得尽天年的死亡没有伴随着病痛、抽搐,它甚至不被感觉得到。【1】

 

不管我们能够生活多长时间,我们都只享有那不可分的现在此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每天,我们记忆的内容由于忘记而有所损失,这超过了由于人们岁数的增加而获得的新的记忆内容。人们年纪越老,人生世事越发显得微不足道,在青年时期看来是固定不变的生活,现在看来不过是短暂现象的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我们感到了生活的毫无意义。

 

青年期和老年期的根本区别永远在于前者以生活为前景,而后者的前景却是死亡;另外,青年期拥有短暂的过去和长远的将来,但老年期却刚好与此相反,老年期就类似于一部悲剧的第五幕:人们知道结局已经临近,但却不清楚这结局会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人老了以后,面对的只是死亡,但在年轻的时候,前面却是生活。尽管如此,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这两者之中,何者令人心忧?从总体看来,何为更好,生命在前,抑或生命在后?《传道书》已经说过,“死亡之日比诞生之日为好”,因为追求太长的寿命,无论如何都是冒失的,因为一句西班牙谚语就说过:“活得越长,经受的祸害就越多。”

 

具体的个人的一生并不如占星术所说的那样已经预显示在行星上面,但如果把人生中的各个时期与相应的一系列行星联系起来,那人类的一生也就大槪显示在行星的上面了。人的一生也就因此依次受着那些行星的控制。在10岁的时候,人由信使星【2】掌管着。像信使神那样,人们在狭窄的圈子里轻松、快速地转动,被微不足道的小枝节所左右,但在机智、伶俐的信使神的指挥下,轻而易举地学习了许多东西。到了20岁,维纳斯星【3】掌管了人生:爱情和女人完全地控制着一个人。在30岁的时候,战神星【4】取得了统治地位,人们这时候变得强壮、大胆、好斗暴怒和倔强。人到40岁,四小行星接过了指挥棒,人生由此变得更加宽广。他变得节俭了,也就是说,为了实用目的而生活——这是谷神星发挥作用的原因;他有了他的安乐窝——这得之于灶神星;由于智慧女神星的作用,他知道了他需要知道的东西,而他家中的女主人——妻子——则作为天后星【5】主宰着家里。在50岁,朱庇特星【6】登上了王位,50岁的人已经比大多数的人多活了些时候,他觉得比他同时代的人拥有更多的优势。他充分享受着自己的力量,富于阅历和知识,他(这视他的个性和情形而定)对于自己周围的人们拥有权威,因此,他不再接受他人的命令。相反,现在是由他发号施令了。现在,他成为自己周围的指导者和统治者是最适合不过的事情。到了50岁的人就像朱庇特天神达到了他的光辉顶点。但随后在人生的60岁,农神星【7】来到了,伴随而至的还有铅一样的笨重、迟缓和坚韧。

 

老人们啊,他们很多人就像已经死亡

僵直、缓慢、沉重和灰白,就像铅一样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第五景

 

最后是天王星。这时候,就像人们所说的,人们往天上去了。我在这里不考虑海王星(人们由于粗心大意而不幸把它错误命名),因为我无法称呼它的真正名字“厄洛斯”【8】。否则,我就会指出生命的终结和开始是以何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厄洛斯如何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和死亡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一结合的关系,埃及人所说的奥克斯或者阿门特斯(根据普卢塔克所言)也就不仅仅是接受者,而且还是给予者;死亡就是生命的巨大源泉。因此一切源自奥克斯,具有生命的一切东西都经过奥克斯这一阶段。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明了生命所赖以发生的神奇奥妙,那么,一切事情也就会真相大白了。

 

真正说来,人的一生既说不上漫长,也难称得上短暂,毕竟人的生命从根本上面言只是我们衡量其他时间长度的标准——印度《吠陀》中的《奥义书》认为,人的自然寿命是100年。我相信这是对的,因为我发现只有活过了90高龄的人才可安详地死亡,亦即没有患病、中风、抽搐,甚至有时候脸色都不曾转白;他们通常都坐着,在用餐以后。他们不是死去的,而只是停止活着。在这岁数之前,人们只是死于疾病,因此这是过早的死亡。《旧约》(诗篇90.10)把人的寿命定为70岁,或者可高达80岁。另外,希罗多德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这都是错的,这只不过是对日常生活经验所作的粗糙、表面的理解的结果。因为如果人的寿命是70至80岁的话,那么,人们就在70—80岁之间寿终而亡,但实际发生的情形却不是这样:达到这些年数的老人和早夭的年轻人一样,是死于各种疾病。因病而导致死亡本就是不正常的事情,所以,这种死亡并不是生命自然的终结。

 

按照一般的规律,人只有卒于90—100岁之间,才是死于寿元已尽。他们没有疾病,没有与死亡作一番挣扎搏斗,也没有呼吸所发出的呼噜声或者抽搐。有时候他们的脸色也不曾转白。这种死亡可被称之为寿终正寝。因此,印度的《吠陀》把人的寿命定为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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