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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层是如何搞垮汉朝的?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带给后世足够的历史荣耀之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径。与此同时,汉朝衰落的历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后人。

诸葛亮曾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现代眼光来看,诸葛亮所说的那些“小人”,其实就是特权阶层,具体地说就是外戚、宦官和腐败的官僚。汉朝之所以最后垮掉,原因就是这些特权阶层一步步地霸占了社会资源并最终绑架了政权。一个王朝,不论它曾经多么强盛,一旦成了特权阶层的寄生体,那么它就迈出了走向腐败的步伐,若腐败再得不到有效遏制,那它就离崩溃不远了。

那么,特权阶层到底是如何搞垮汉朝的呢?这需要具体的分析。

先说外戚。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王和功臣,并明确表示“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姓篡夺刘家的天下。可惜,历史的实际发展还是跟刘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后,吕后就控制了朝政,揭开了外戚擅权的序幕。此后,外戚一直就是汉朝的“权力偏房”。仅西汉时期就有九个外戚家族控制过朝政,如吕氏、窦氏、王氏、卫氏、霍氏等。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亲和飞扬跋扈,著名的吕后自不用说(她一面诛杀功臣和刘氏宗亲,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权),就是霍氏也毫不逊色。霍光“秉政前后二十年”,期间,他的儿子、侄子、女婿及其他亲属都位居高官,霍氏一族权倾朝野。汉宣帝在与霍光同乘一辆车时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为他知道,连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给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废掉。外戚王氏家族掌权之时,这个家族里面共出过十个侯,五位大司马。在公元前33年到公元7年的这段时间里,掌握兵权的大司马一职一直由王氏家族的人把持,朝廷其他要员的任免均要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马的认可。王氏家族长期专权的结果是他们彻底绑架了国家,操纵了全部国家机器,最终导致了王莽篡权,西汉结束。

到了东汉,外戚变得更有势力。与西汉相比,东汉时的皇后多出身豪门,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拥众十万”,阴皇后也出身豪富之家。以后的马氏、窦氏、邓氏、梁氏也均是豪门出身。这些外戚的家族原本就有势力,成为外戚之后,权钱结合,权势自然更大。东汉最有权势的外戚当属梁氏。梁冀是顺帝梁皇后的哥哥,据史料记载,“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飞扬跋扈,百官对其只敢逢迎,不感违逆。梁氏还有许多不法行为,如强略良人为奴、侵夺他人土地、藏匿朝廷逃犯等。作为特权阶层,外戚在汉朝时气焰嚣张,他们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

再说宦官。西汉时期,宦官专权还不是很严重。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进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宫廷职务都由宦官充任,宦官的势力从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过于嚣张,汉桓帝忍无可忍,最后与五个太监合谋,发动政变,铲除了梁氏。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这五个太监因功封侯,他们取梁氏而代之,太监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太监擅权招致了外戚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可是,太监是皇帝、太后的“身边人”,这种亲近关系使他们能方便地影响皇帝和太后。更关键的是,太监专权之后能轻易把持朝廷的奏章,这就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员失去了申辩的机会。所以,在此后的桓、灵二帝时期,东汉的大权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后引发了董卓之乱。

宦官虽然没有子女,但他们也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们可以收养儿子,爵位可以传承下去。在顺帝、桓帝和灵帝时期,许多宦官的养子、兄弟、叔伯、侄子都当上了高官。这些人以大宦官为后台,鱼肉地方,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出面弹劾、惩罚他们,可是,这些正直的官员通常都会被宦官们诬陷,或遭罢免,或被杀戮。正气不张,邪气太旺,这样的政权哪里能够长久?

再看看官僚体系。官场风气在任何朝代都很重要。如果拥有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那么很多社会问题都会得到及时解决;反之,若大多数官员都贪污腐化,营私舞弊,那么官僚体系本身就会成为寄生势力,严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汉朝官员的俸禄是很高的。因级别不同,他们的实际“年薪”在禄米4200石到192石之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战国时李悝的算法,“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为150石。可见,汉朝最高级别官员的年薪几乎是普通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的30倍,最低级别官员的年薪也要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说,这样的高薪足以“养廉”(能让官员过上体面的生活,不需要再贪污腐败了),可事实上,汉代官员还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家产。杨敞做过大司农和丞相,他死后留给儿子杨恽的财产是五百万,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财产还有“数百万”。丞相张禹的家产更是达到八亿,他“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御史大夫杜周“家资累巨万”;灌夫曾为淮阳太守,横行颍川,“家累千金”。

更关键的是,疯狂敛财之外,官员们还把持着官场“准入证”。汉朝选拔官员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察举制度在理论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实际上却成了官员之间拉帮结派、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他们互相推荐子弟、亲信当官,一步步地将政治资源私人化、“板结化”,这不仅极大地堵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坏风气。除此之外,一些官员还对上逢迎外戚和宦官、对下横征暴敛。所以,总体评估,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

外戚和宦官在上层争权夺势,各级官僚们则在地方上勾结豪门,营私舞弊。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怨无处申,他们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偶尔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郎陵,众多归之”。最后,他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为振威中郎将。东吴的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他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首”,“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他们争风吃醋、飞扬跋扈,相继绑架了汉朝政权;官僚体系本来是沟通朝廷和百姓之间的重要力量,可是他们忙于逢迎巴结,忙于非法敛财,难以发挥出道义和良知的力量。表面上看,社会上的各个特权阶层都在为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懈奋斗,可实际上他们是在合力埋葬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比如诸葛亮所说的“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他们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使国家丧失了宝贵的机会成本。可见,特权阶层往往不是一个社会中的建设性力量,他们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时,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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