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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如何让一个人主动认罪?

 

      苏联,如何让一个人主动认罪?

 

 

     话说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审判”。公审共三次,这是最后一次,又名“二十一人大审判”。区别于前两次的是,这次公审特意邀请了很多国外媒体、各国使馆人员及国际观察团旁听。

 

       此次审判最为离奇的是主谋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一出庭就主动承认错误,对指控他们的罪名全部供认不讳,除了认罪外,最不可思议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法庭上大肆颂扬斯大林同志如何的伟大,如何的正确。

 

       当时,在现场的很多记者都懵逼了,怎么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哪有罪犯主动认罪不说,还TMD疯狂跪舔对手。为什么呢?

 

       事情要从列宁逝世后说起,那是苏共中央为了最高权力而展开的斗争。简单说,开始斯大林同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联合击溃托洛茨基,随后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合击败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最后,斯大林击败自己的长期的盟友布哈林,牢牢掌握了苏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这些人都是苏联的开国元勋和国家元首,不能说枪毙就枪毙啊,总得有个说法吧。另一方面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就必须从政治上彻底打垮对手,名誉上彻底搞臭对手,最后肉体上彻底的消灭对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他搞了这次“莫斯科大审判”,也将苏联的“大清洗”推向了最高潮。

 

 

 

       针对这些位高权重的开国元勋和高官,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捏造的,说白了就是纯造谣,子虚乌有的事情,要想让他们乖乖认罪谈何容易?

 

   一开始,这些人都是不认罪的,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了,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抵抗是没有用的,自己再抗揍也有“死穴”的。比如,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安全就是“死穴”,最后所有人都妥协了。当然,负责审讯的内务部都是以斯大林的名义向他们许诺,只要他们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承认所有的“罪行”并在法庭上赞颂斯大林,就能保证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安全,如继续“负隅顽抗”,那么他们的家人将会无一幸免!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最为无耻的是他们除了承认自己的“罪名”外,在庭上还必须揭发和指控其他的战友和朋友,尼玛!杀人还要诛心,毫无底线!苏联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审讯有着自己的一套经验,这就是著名的“库尔斯基法”,能让人生不如死。这些乔治.奥维尔写的《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比较深刻,这是对人性的极度摧残。

 

一、肉体刑讯:即酷刑和折磨,连续审讯不让睡眠最多连续达十昼夜;

二、化学刑讯,即以致幻的片剂、粉剂或注射滴剂来消弱、瓦解人的意志;

三、机械刑讯,即反复不断地向你宣读为你写下的“供词”,再让你重复这些内容,然后录取其中的有效成分作为你的“供词”;

四、政治刑讯,即威胁你的朋友亲属来辱骂你的政治理想,使你的信念崩溃;

五、心理刑讯,即制造和强化人的自我蔑视感,使之失去生活目标,从而产生自我解脱、自我忏悔、自我洗刷、自我鞭挞的行动。

 

       其实,“库尔斯基法”的精髓就是“因人而异,对症下药”,也就是找到每个人的“死穴”。这个方法不仅让被审讯人员肉体上生不如死,而且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信心荡然无存,最后绝大多数被审讯的人都会“主动”认罪。

 

 

       这次“二十一人大审判”的判决结果是十八人被当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他三人虽然判了有期徒刑,但后来也是死于非命。关于大审判的目的,斯大林想通过这次审判在苏共党内彻底消除布哈林等人的影响,让所有人都知道“布哈林等人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只有他才是列宁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唯一继承人。

 

       最后,大家再体会一下贝利亚的这句话: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斯大林晚年是如何大权独揽的

 

斯大林身边的人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只要斯大林能维持政治局成员间的互相猜忌,他就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政治局委员对此个个心知肚明,然而除了暗杀斯大林外,这一切都无法发生改变。即使他的下属脑中闪现这样的想法,他们也会迅速打消这个念头。暗杀的风险实在太大,因为斯大林的卫士忠实效忠于他个人。如果有政客胆敢聚集起来搞阴谋对付斯大林,那么其他政客就会很快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并以此来讨好斯大林,等待密谋者的肯定是拘捕。本文原载于《斯大林传》一书,罗伯特·谢伟思(英国著名俄苏史研究专家)著,华文出版社2014年2月版。


 

斯大林喜欢在下午四五点左右吃午餐,而晚餐安排在晚上9点以后,所以整个领导层也必须集体调整他们的生物钟来适应斯大林的习惯。苏联的精英上层都必须照做——他们的家庭也必须忍受这一切,这是他们维持生命和享有特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时间表也得按克里姆林宫标准调整。从苏联到柏林、地拉那和索菲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根本不敢远离电话,因为斯大林会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打电话过来。

 

斯大林努力寻找领导人相互之间说法上存在的分歧而累得筋疲力尽,政策断层线处极易产生分歧。斯大林偶然间找到了一种刺探“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存在秘密的经济而实用的方法。

 

 

斯大林还有其他秘密的信息来源渠道。1946年3月从内务部分离出去并保持独立的MGB会定期向斯大林报告他们通过窃听手段获得的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斯大林相信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充满个人野心,他们扣押了斯大林数以百万计的命令,斯大林由此断定他们会制定出针对自己的阴谋。对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命令在几百万军事人员的房间里安装窃听设备,文职人员也没有幸免,文职人员的房间里也安装窃听设备。甚至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1950年也被窃听。

 

斯大林的另一种手段是让他的下属们彼此嫉妒,互有争执,而斯大林则是唯一的仲裁者。他从不允许任何最高政治领导者在一个位置上干得太久。不允许任何人在克里姆林宫扎下根来,这是他的原则。斯大林深知,未来接班人的政治命运越是充满变数,越有利于自己的掌控。莫斯科的政治“旋转木马”不时地把一些人甩下来,幸存者则必须不断地“上马下马”,从一个位置挪动向另一个位置。这一复杂的工作仅仅依靠斯大林自身显然不够。斯大林的病痛导致他难以像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那样进行监管。就像列宁在1922年4月曾向他寻求帮助一样,斯大林需要一个可以依赖的人充当耳目。在1945年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在政治上会对某人最为偏爱,有时候他会暗示这个人就是选定的接班人,但他不会明确授予其接班权,这是为了在其丧失利用价值后非常容易地将其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取代斯大林的位置。

 

斯大林控制下属的手段不断翻新。苏联部长会议(人民委员会在同一年进行了重组)在1946年时共有48个部委,每个部委负责一个庞大的国家职级部门。斯大林不再亲自主持部长委员会工作,他增设了评议员职位作为替代。这实际上是一个垂直的系统,斯大林指定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分别负责几方面的工作。斯大林需要确保整个国家服从他所设定的意图,同时又想把流动性和模糊性作为他统治权的守护神。评议员制度就是他的解决之道。他们经常面见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因其他机构的告密而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每个机构中的不同部门都相互竞争。政治局希望每个机构的部门尽量多,这种做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权。如果哪个部门机构数目呈下降趋势,则表明该部门已经处在被斯大林非难的阴影之下——甚至是领袖对其致命的怀疑。斯大林的同事总是生活在高压之下,他们总担忧会因下属犯下的一些低级错误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政治类似捕熊的陷阱。政治局委员只要上交的的业绩符合斯大林的要求,他们尽可以彼此残忍撕咬。

 

实际上斯大林经常离开莫斯科,这让很多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评论家)推测斯大林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这纯粹是一个误解。事关国际、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由斯大林完成最后裁决,克里姆林宫的政客们由于对他深存的恐惧而不敢存有任何的欺骗心理。在中央和地方都在动作的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也处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战争结束时政府、党、安全警察和军队四大机构,同时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符合斯大林的需要,他需要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没有一个机构因为其主导地位而威胁到斯大林的地位。“二战”结束后,最明显的威胁来自苏军,英雄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顺理成章地成为斯大林怀疑的重点对象。

 

 

刚刚在红场上检阅完部队,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完成了盟国相关军事谈判的朱可夫,很快就消失在公众视线之中。斯大林手中握有大量关于朱可夫的污点资料,可以随时对他发难。安全机构向克里姆林宫报告说朱可夫从德国用军用列车偷盗战利品,这是一份数额庞大的清单,包括3420匹丝绸、323件皮革、60幅金属框架镶嵌的画,29件青铜雕像和一架豪华钢琴。这实际上是苏联红军占领一地之后的惯例。换言之,每一个苏联红军高级指挥官都可能面临同样的指控。斯大林曾经意欲对朱可夫诉诸审判,但最终还是将这位库尔斯克和柏林战争的英雄调任奥德萨军区司令(1947年2月,朱可夫被解职)。《真理报》逐步减少了对元帅们丰功伟绩的报道,警察被授权加紧对各级军官的监督。斯大林渴望能够把军队置于文官政府控制之下。

 

安全部门也处在斯大林的怀疑之中,不过斯大林采用了不同的手段。和平时期的贝利亚不像朱可夫一样,他具有太多利用价值因而斯大林不能抛弃他,不过斯大林还是免去了贝利亚秘密警察头子的职务,这符合斯大林的利益。贝利亚知道的太多了,而且他在政府部门中安插了很多亲信。斯大林打发贝利亚去负责原子弹工程,安排年轻人负责国家安全部和内政部工作。尽管在理论上行政领导的连续性是一种理想状态,然而斯大林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确保他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一个长期占据秘密警察头子位置的人,将会对斯大林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国家安全部掌握着大量正式的武装力量,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调遣。斯大林非常依赖波斯克列贝舍夫,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他感兴趣的重要事宜。他也要确保他的保镖头子弗拉西克对自己感恩戴德,并且只对他负责。这是一个警察的国度,但这里的统治者又从来不信任警察。

 


 

斯大林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要是没有它们在相关事务上的高效率,就很难降低苏联军队的领导地位。苏联的国家预算总是给予安全部门大量的物质资源。斯大林对安全部门的信任伴随他对警察的支持而增长。

 

当国家安全部和内政部有效运作之时,斯大林并没有为苏联未来做好规划,部长会议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责。经济日益的复杂化使得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日渐增加,而安全部门显然难以胜任。部长会议自然希望从党的机构的过度控制下解放出来,有几个政治局主要领导人追求专家治国。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反复思考过这一问题。跟之前一样,斯大林徘徊于两种解决方案之间,一种方案是放权给部长会议,党不再干预经济工作,马林科夫尤其热衷于这一方案。另一个解决方法是扩大和增强党的权力,即使不像20年代后期那样由党完全控制经济生活,至少不会像40年代那样削弱部长会议的权力,安德烈·日丹诺夫对这一方案情有独钟。“二战”结束后前几年斯大林倾向于肯定日丹诺夫的方案。但日丹诺夫很快就失宠了,斯大林转而支持马林科夫。

 

 

从结构的角度来衡量,两种观点得到了很好的平衡。日丹诺夫和他的朋友指出如果放权给部长会议,部长会议恐怕难以保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如果没有了意识形态为基础,十月革命的成果就会被逐渐侵蚀,最终损害苏联得以存在的基础。单独依靠专家治国的苏联难以生存。而争论的另一方同样有足够的反对理由,他们认为苏联生活的朝代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力量竞争激烈的时代,在竞争中如果党的教义占了上风,苏联在赶超美国及其资本主义盟友方面将会处于劣势。党的那些无用的监管将侍束缚住苏联的手脚,最终导致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苏联需要更具竞争力,同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政治控制也具有极端重要性,斯大林对这两点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无需说服。他的国家既不能没有政府也不能没有党;甚至当他宠信这两个机构中的某一个时,他总是故意含糊其辞。机构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斯大林的个人统治,将这两个机构置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可以加强斯大林作为裁决者的地位。但这同样意味着他必须容忍行政的低效率,而斯大林本来更喜欢高效率。斯大林认定每一机构要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以损害另一机构利益为前提,持续的竞争导致了系统性的障碍。政府、党、警界之间的纷乱斗争造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官僚作风盛行,文件堆积,政策的审议和落实进程缓慢。只有斯大林自己直接下达的命令或是得到他允许的下属所传达的命令才可以得到有效执行,才可以看到难得的活力。斯大林明白他不可能无所不知。中央机构网络的良好运转有利于保持他的专制统治,但相应地运转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斯大林为自己的专制付出了代价。

 

政治局委员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他们也明白,如果他们在所讨论的事务中立场不明确,斯大林会认为他们派不上用场了。同时,他们还得注意说话方式,不能惹斯大林生气。只要不惹怒斯大林,他们就还有用武之地。斯大林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刺杀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的重要幕僚一般都不直接负责相关部门。对他们来说,肩上的责任相当重大。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压抑,但手中的权力和特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弥补。受爱国主义热情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威胁,他们努力工作,并在斯大林领导下工作了好多年。斯大林一直在控制他们,压制他们,而他们对自己的下属采取的也是这种手段。

 

有些人在工作中赢得了斯大林信任,有些则失宠了,每当这种时候,斯大林都会对领导层重新调整。“二战”结束后不久被降级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就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一样,莫洛托夫也是斯大林信任时间较久的一名高级官员。最初一切都很顺利。1945年10月,斯大林到南部去度假时,他让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和马林科夫这四人组合来掌管克里姆林宫。但其实他正在找寻莫洛托夫的借口,丘吉尔讲演集的出版终于让斯大林有了想要的托词。莫洛托夫在“二战”中名声非常大,他作为一名俄罗斯族人也广受欢迎,这些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英国媒体猜测莫洛托夫想要夺权,这更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莫洛托夫倒台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迅速成为斯大林身边的红人,在1946年3月的苏联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组成中,马林科夫就被排在斯大林之后。到1949年3月,斯大林才免去了莫洛托夫的内务部长职务,但他已经不再是斯大林身边的红人了。

 

斯大林虽然对莫洛托夫很不满,但他并不想彻底除掉莫洛托夫。1950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在一个讨论时积极发言。莫洛托夫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斯大林不想彻底抛弃他。莫洛托夫的行政级别大大降低了,他的实际影响力虽说有所下降,但莫洛托夫并未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他仍是斯大林别墅里的客人。斯大林正进行一场长期的较量。

 

斯大林提拔安德烈·日丹诺夫来制衡马林科夫,1946年4月,日丹诺夫开始掌管中央秘书处的宣传部门。与此同时,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同日丹诺夫一起在列宁格勒负责掌管中央秘书处的组织部门,这进一步巩固了日丹诺夫的权力。马林科夫深知如何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实际上,谁的权力越大,他很可能会被打倒。1946年5月,马林科夫的中央书记处成员资格被取消。斯大林指责他未能提高飞机制造行业的生产质量。N·S·帕托利切夫取代了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待在高层时间并不长。但是和莫洛托夫一样,他并未淡出克里姆林宫的视野(至少这发生在他在苏联中亚共和国执行任务之后)。然而,战后高层人员的这种政治斗争仍会导致被打倒的人权力和影响力大大下降。斯大林没逮捕马林科夫,但他在党内和政府内部提拔的人都被日丹诺夫身边的人代替了。日丹诺夫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为什么斯大林突然会改变自己信任的对象?至今仍然是个谜。可能斯大林确实对飞机工业领域的低效率很不满。也许他在找借口,目的是让整个政治局的成员都完全听命于他。也可能斯大林确实很喜欢日丹诺夫。莫洛托夫曾回忆说:“斯大林对日丹诺夫的喜爱要胜过其他任何人。”日丹诺夫成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后,斯大林开始转向对付米高扬。这也不是几年来斯大林第一次收拾米高扬。1944年,米高扬提出建议,为恢复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给乌克兰调拨一批冬种的粮种。斯大林否决了这一建议:他指责米高扬的行事风格不利于国家的发展。1946年12月,斯大林指责米高扬屈从美国为提高双边贸易额而提出的条件,斯大林对此很不满。

 

在高层,没有人是安全的。应斯大林的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1947年2月提拔一名叫沃兹涅先斯基的列宁格勒人进政治局。但同时斯大林将尼克拉·布尔加林提拔为政治局成员:他不想让列宁格勒的人在中央权力层形成派系。实际上,他构建的这种权力平衡关系从来都不会长久。对人员进行大范围调整是他统治的一大特色,日丹诺夫也不可能是他长久信任的对象。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彻底失宠了。1948年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缪思里一起吃饭,与波斯克列贝舍夫有关的一个小场景令他们很伤心。吃饭中间,波斯克留贝舍夫突然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你当年去南方度假时,在莫斯科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组建了一个反对你的小集团。”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一幕是斯大林导演的。他们为自己的无辜辩解,斯大林接受了他们的解释,但斯大林已不再信任他们。米高扬认为,到“二战”后期,斯大林才变得反复无常。米高扬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忘了,身居高位的斯大林一直处事武断。问题在于,斯大林曾信任过米高扬,所以到现在他才成为斯大林所推行政策的受害者之一。

 

如果米高扬说的话没错,那斯大林是从“二战”后期才变得处事更古怪。1941年前,斯大林周围的人都害怕斯大林,他们也不知道斯大林会提拔自己还是把自己送进监狱。但战争胜利在望,斯大林那种喜欢愚弄人的本性又暴露出来了,他喜欢戏弄自己的同志。他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征兆。虽说经过与斯大林多年的谨慎相处,他们在政治上幸免于难,但他们并不是成熟的心理学家,根本揣摩不出斯大林的心思。

 

1948年8月,日丹诺夫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变得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利。因受酗酒和心脏疾病的困扰,日丹诺夫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但有人认为是他的医生谋害了日丹诺夫。据负责给日丹诺夫治病的的一名官员莉佳·季玛舒克透露,医生根本没有给日丹诺夫进行合理有效的治疗。斯大林的办公室也收到了日丹诺夫的病历,但斯大林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实际上,他当时根本不想深究此事。几个月前,斯大林已经不再信任日丹诺夫,现在他授权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调查日丹诺夫的死因,并调查了列宁格勒的政治形势。长着一副娃娃脸的马林科夫是大清洗时期重要的职业党员,他声称自己找到了谋杀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成员的证据。斯大林确信,列宁格勒的领导人过去在政策上长期阳奉阴违,进而他认为有必要对列宁格勒的党政领导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1950年,对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的迫害开始了。此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作为斯大林信任的人重新回到了克里姆林宫。

 

列宁格勒事件是1938年以来斯大林对精英的第一次血洗。“二战”后,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新合并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中经济和公共生活中的著名人物,斯大林开始收拾他们,将他们流放,逮捕,处决。斯大林还将返回的战俘强制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去劳动。但受迫害的列宁格勒人与众不同,他们是苏联的政治精英。这一次,斯大林不会为做样子公审而担心了。几百名党政官员被送进监狱,被枪杀。受害者包括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中央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部长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以及列宁格勒第一秘书彼得·波普科夫。

 

斯大林虽然没明确说明自己的意图,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人很容易就猜到他的目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直对日丹诺夫以及他在列宁格勒培养的亲信不满,他们打击日丹诺夫亲信的机会终于来了。但斯大林为什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呢?可能他对沃兹涅先斯基战时不听命于他仍怀恨在心。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战后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个出畅销书的人。也许是沃兹涅先斯基名气越来越大惹恼了斯大林,就像当年的朱可夫一样。当有人发现沃兹涅先斯基遗失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重要资料时,一直对他不满的马林科夫终于有机会收拾他了。马林科夫指责他不负责任,甚至有叛国行为。有人发现沃兹涅先斯基一直隐瞒经济计划与真实的经济形势之间的差距。坦白地说,在他们看来,沃兹涅先斯基就是一个骗子。尽管政治领导人都在骗人,但不幸的是,有人发现了沃兹涅先斯基的骗局。在斯大林看来,没有什么比政治局委员对他的忠诚更重要的事情了。

 

列宁格勒的其他人对斯大林也不满。作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之城,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在培育一种当地的爱国主义。自彼得大帝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1918年3月,俄国将中央政府迁到莫斯科后,列宁格勒一直在与莫斯科较量。列宁格勒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在德国法西斯的屠杀中幸存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信念坚定,而不是因为有了克里姆林宫的帮助。在苏联这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中,列宁格勒逐渐变成了俄罗斯的首都。

 

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的一些做法已经超出了斯大林的容忍范围。斯大林愿意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融入进他的政策和理论之中,但他一直关注俄罗斯人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列宁格勒的政治精英不了解这一真实状况。库兹涅佐夫在未征得克里姆林宫许可的情况下,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一个零售市场,罗季奥诺夫要求建立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专门机构”。“二战”爆发前,沃兹涅先斯基就已经不在列宁格勒工作了;但斯大林认为他身上有民族主义情感,斯大林给米高扬说:“他认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都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再者说,“二战”后,包括日丹诺夫在内的列宁格勒地方领导人对南斯拉夫很热情。铁托和南斯拉夫主张东欧走更激进的共产主义道路。当时斯大林对铁托的提法没明确表示出异议。但斯大林和铁托闹翻后,日丹诺夫曾经表现出来的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难免会让斯大林生疑,虽然日丹诺夫当时还是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但苏联的“第二首都”会不会也是一个反叛核心?沃兹涅先斯基在“二战”期间的影响特别大,而斯大林1948年底甚至认为库兹涅佐夫是他的接班人选。

斯大林深知,如果在一次大清洗中将自己的下属都清除掉,那自己也就无法生存了。这些人都是他提拔的,如果都清洗掉,那就说明他的眼光有问题。再者说,斯大林也要警惕那些他打算要清洗的人的反应

 

如果自己让这些人都对他的意图感到恐惧,他们就很有可能建立一个组织。因此,为避免集体反叛,他往往是清洗某些人,而不是将一批人同时处理掉。斯大林不是全能的,他需要谨慎处事,将他的下属一批一批地处理掉。

 

此时的斯大林就像是历史上一位史无前例的专制君主。比路易十四更胜一筹的是,斯大林真正可以说“朕即国家”。他在大清洗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最高权力机构——苏共——被他的血腥政策征服了,从此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斯大林之下,各个部门之间都是彼此竞争,互有牵制,但他们都听命于高层,而并不需要对高层的命令做任何修改。这些机构都是斯大林行政管理链条上的传送带,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自己每天接到的命令。各部门的负责人听凭斯大林的指挥,他们的职责就是理解斯大林的意图。这样看来,各机构和各机构的负责人仅仅是执行斯大林的政策。这里没有我们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学,只有行政部门这个庞然大物在起作用,这个庞然大物的主人是一个麻脸的精神病患者。这样看来,斯大林所施行的就是一种集权主义的统治。

 

政府从来不征求民众的意见,选出的苏联公民代表只是去听上级的指示,同意上级提出的主张。等级式的命令是常态,也是苏联统治的主要特点,任何对这种秩序有疑问的人,甚至那些没有疑问的人会被送进监狱,或者送到劳动营去改造。政府的权力是不容反对的,敢反抗政府的人微乎其微。

 

所有与斯大林有家庭联系的人都会遭到镇压,似乎成了一种模式。斯大林想要摆脱他个人的历史。他逐渐地倾向于以牺牲自身的真实形象为代价来换取一种国家圣像的地位。他变得比以往更加超然与神秘了。既然人们缺乏对斯大林的直接感受,他们通常就会以表达对他的忠诚热爱作为补偿。学校、公司和机关的每一个庄严的时刻都必须承认,作为苏联各族人民之父的斯大林是天才般的人物。与此同时,人们必须表达对斯大林人生和事业的高度感激之情。……他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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