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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大学扩招始末!

1998年:汤敏给中央写信建议高校扩招 
     
     经济学家汤敏如今的头衔很多,包括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亚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济50人论坛成员等。1971年,高中学历的汤敏正在下乡插队。两年后的1973年,汤敏因为上过几年学而被派往广西南宁第四中学教数学。被“赶鸭子上架”的汤敏,只能边自学,边教学生。 
     “此前的中学6年时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物理化学,每天学的是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其中至少1/3的时间用在农村、工厂的实线锻炼中。插队完了,中学的基础也基本就完了。”多年后,汤敏面对广州日报的记者这样回忆说。 
     1977年10月,广西南宁中学课堂上的汤敏从报纸上得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为了多读些书,为了重圆大学梦,从没学过物理化学的他开始备考。由于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还要在学校教课带学生,他通宵达旦地读书,他觉得知识分子终于再次赢得社会的尊重了。 
     元旦前后,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课的汤敏收到一封从武汉邮寄来的一封信,那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汤敏考入了武汉大学数学系。 
     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的命运在1977年由此改变。然而,21年后,他的举动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1998年,他向中央谏言“大学扩招”,由此拉开了高校扩招大幕,他也被很多人称为“中国高校扩招之父”。 
     “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的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汤敏这样回忆当时自己的想法。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曾担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他亲身经历了1999年的大学扩招。他回首往事时这样说:“扩招其实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我记得是在1999年,当时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教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扩招。”
     说到扩招的原因,瞿振元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国家扩大内需并非当时决定大学扩招的主要原因。“党中央、教育部都不把大学扩招简单理解为解决经济驱动力。因为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瓶颈,是规模偏小的一部分,当年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进入5%左右,我们经常说上大学是‘百里挑一’的事情,这样一种规模跟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
     瞿振元认为,大学扩招前的高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国家希望把这个桥做大一点,还要建立交桥,减轻升学压力,而高校扩招是其中的一条途径。 
     同1977年恢复高考一样,高校扩招从决策到实行所经历的时间也很短。“五六月份确定扩招,七月份就考试,九月份就入学,留给工作的时间是很紧张的。”瞿振元说,当时的操作部门提出扩招是1999年当年做还是2000年做,中央确定当年就扩招。 
 
我的看法:
 
当现在大多数人在猛批大学扩招的时候,多少人能够回过头去看看当年。“扩招其实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我想党中央是会比我们看的远,看的全的吧。他们看扩招这个问题时,不会不考虑国家未来的吧。很多政策的出台其实是迫于无赖的,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不是可以、也不会在大问题上随意施为的。以前的落子出现失误,那么后手都会受到制约。大学扩招,只是弥补失手的后手之一。以愚之见地,不足窥是举后着之万一。大学扩招只是其中的一步棋,也是一步好棋。虽然可能会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个比例不会是准的,我们都是无法确定的),但绝对是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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