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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归葬记

青年时代的林希翎。

                                      青年时代的林希翎。

林希翎的追思会在温岭举行。摄影_温怀林

                             林希翎的追思会在温岭举行。摄影_温怀林

 

  “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归葬记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点25分(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原温岭市宣传部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傻’,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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